唐宋诗词中的“鸣鹤”意象

“唳鹤”是唐宋诗词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具有丰富的文学文化内涵。古人对鹤唳的解释多种多样,如警露而鸣、知时而呜等。唐宋诗词中的“唳鹤”意象与“鸣鹤”意象的内涵往往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唳鹤”意象主要用来表现鹤声的清远、高亮,但“鸣鹤”意象却多用来象征君子。此外,“鸣鹤”意象还衬托了和暖的天气,而“唳鹤”意象则往往与月、白露、秋等意象联用,表现诗人由此生发的“感兴”或者营造美丽的意境。     

得人才者得天下——先秦士人流向分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编辑、传播手段的电子化、网络化的加速,文史类的学术文章也在各种＂规范＂的要求下,向自然科学论文靠拢,失却了自己应有的灵动性,显得呆板而＂八股化＂。中国先秦诸子散文,唐宋八大家散文,许多都是论证性极强的文章,但它们并不艰涩,也不呆板,更不是吊书袋,是将古人之学问消化后的创作,现在＂大作＂中的学问,多是别人的,看不到作者自己。本刊本期刊出的王磊教授的文章,是一种探索,也是一种回归。意在表明,文史论文可以有多种写法,学术刊物应有接纳的勇气。     

明代诗坛唐宋之争的演进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唐宋诗之争在明代大致可以分为初期、中期、中后期三个阶段。初期完全为尊唐主张所笼罩。中期尊唐主张推向极致,但同时为宋诗张目的主张开始较多出现。中后期既尊唐音,又给予宋诗极大的肯定,显示了人们的认识开始呈现出两面性的特点,说明明人开始认识到唐宋诗乃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种不同审美特质的诗歌范型。这种演进为以后清代崇宋诗歌风气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临鉴意识在唐宋以后山水画史断代研究中的价值刍议

受西方艺术史研究模式的影响,在中国画史分期结构上有着很重的"再现论"模式,这是将创作主体与自然客体关系作为分期标准的一种选择。事实上,因"统系"观念的存在,唐宋之后山水画史脉络中衍生出的"临鉴"意识和行为,不仅在主观上构成了画史结构和画人序列的层累特征,同时随着风格的传承递进,以笔墨为核心的临鉴谱系也渐趋完整。临鉴意识缘起于唐宋,定型于晚明,终结于民国。将唐宋以后不同时段画家的"临鉴"诉求作为画史分期的一种选择,可能会更好地理解山水画史发展中文人身份与审美趣味内涵之间的必然联系。再现论分期以作品创作的主客映现关系为基础,临鉴意识以画家主体自觉性溯源心理为依托。     

王昶诗学观的兼容性

王昶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朝廷重臣，同时又是领一时风气的诗坛祭酒，其诗学观不是以观点鲜明引人注目，而是兼容并蓄、陶熔百家，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王昶将“性情”纳入“诗史”的范畴，极大地拓宽了传统“诗史”观念的内涵。他从史家立场出发，弱化了诗歌艺术手法的要求，论述了诗歌发挥教化功用的不同路径，为其兼容的诗学观念提供了又一重要支撑。此外，王昶对诗写艳情、学问入诗及对立风格的诗作都持包容态度。然而，面对唐宋诗之争时，王昶固守宗唐立场，他对宋诗只是兼容，并不兼宗。     

唐宋士人心态内转的脉络——以南宋自题写真诗为视角

自题写真诗指对本人肖像画的题咏,题咏自己肖像意味着士人开始观照自身,从对外在世界的观察转向对内心世界的审视.因此,自题写真诗是考察士人心态内转的重要角度.探究以南宋为代表的自题写真诗可以发现,唐宋文化心态的内转始于中唐白居易,北宋时更多的士人开始由外在的事功转向内心的自省,而南宋这种内转的趋势更为明显,不仅有消极自伤,亦有自适自乐,并且致力于理性地将负面情绪排解开,从而达到内心的平淡.他们怀着安贫乐道、宠辱不惊的自我期待,将穷愁苦闷消解为一种理性的自持.     

读古杂考五则

本文考证了王维《燕子龛禅师》地址在今重庆云阳县;《全唐诗》诗人苏涣为重庆壁山县人;五代花间词人魏承班、顾复、毛熙震三人籍贯均为重庆壁山县人;《全宋词》中陆游妾蒲驿姑为重庆壁山县来凤驿人;元明戏曲《张于湖误宿女贞观》《玉簪记》中的陈妙常并非虚构人物,而是南宋壁山县著名才媛.     

唐宋变革视域下的吴越国杭州城考

唐末五代是杭州城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历经吴越国王钱镠三次大规模扩建，其一跃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城市。从都城布局形式上看，吴越国杭州城采取了近似于北宋东京城的嵌套式三重城制，这与唐长安城外郭城、皇城、宫城的不完整相套式布局不同，为南宋临安城宫城、外城的定型打下基础。处于唐宋变革期的吴越国杭州城的布局情况，为我们解读“中世纪都城”布局模式向“近世都城”布局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方向。     

试论唐宋诗人“三峡诗”的乡土特色

三峡地区在唐宋时代有什么样的一些乡土特色呢?唐宋诗人上千篇的诗文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答案。研究他们的诗文对如何全面认识乡土文学和唐宋文学有不少的启发意义和积极意义。     

宋代流人量移考

流人量移始见于唐代,因契合“刑罚差序格局”“恤刑观”“天下观”等传统法律理念,而得以发展与制度化。至宋,由律、敕、令、格、式、例与命令文书共同规制的流人量移法律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在保留唐代遇赦量移的基础上,宋人还增加了乞请量移的途径。但并非所有流人皆可据此量移,其还需满足适格主体、法定刑期与指定期间的法律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流人,多由中央与地方官吏共同确认后,交由地方官吏实际执行,一般以流放地为起点,向量移中心分等级移近。而关于量移中心与等级的确定,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规定。宋人对唐代流人量移规定的承袭与变迁,反映出最初制度设计理想与执行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妥协,亦可为唐宋变革论乃至流刑发展规律提供不同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