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母爱

不久前,在儿童公园里游赏时,有幸聆听几位小朋友在欢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这是一首电视剧主题歌,风靡至今,     

范式与问题：美国的唐宋思想转型研究

赖肖尔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与中国哲学史界的研究认识相结合,形成从佛学转向新儒学的唐宋思想转型叙事,这直接影响到狄百瑞。狄百瑞对新儒学的阐释,又得到陈荣捷新儒家哲学研究的支撑和强化,从而建立起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念史研究范式。自20世纪70年代起,这一研究范式及其叙事受到三种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的挑战,即刘子健等学者着眼于新儒学正统地位确立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余英时、田浩等学者以“探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思想”为旨归的文化史研究,包弼德等学者基于郝若贝、韩明士的唐宋精英转型说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这些研究范式及其所含括的一些有着复杂异同认识的问题,使得思想史成为美国的中国中叶史研究领域颇具活力的方向之一。     

被忽视的首倡者：柳诒徵及其唐宋变革论

长期以来,学界大多认为内藤湖南是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这一说法并不确切。柳诒徵才是近代史学体系规制下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在1902年编撰完成的《历代史略》中,柳诒徵就已对“唐宋变革”问题有着明确揭示,时间上远早于内藤湖南。此后他又在《中国商业史》中对“唐宋变革”问题加以重申,并在《中国文化史》中作了系统阐发。有证据表明,柳诒徵的唐宋变革论曾对陈寅恪和钱穆产生过影响。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柳诒徵在“唐宋变革”问题上的贡献长期受到忽视,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中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范式。     

《宋诗类选》三题

清人王史鉴所编《宋诗类选》是一部五七言近体诗选,是书采用诗以类分、类以时叙的编排体例,引用书籍达四百余种。选源之详博,与王氏敦本经史、淹贯史籍有关,对指导初学入门则裨益良多。而编者力主性情、兼采唐宋、倡变通的批评主张,则为是书赢得了不少读者。在康熙末年尊唐黜宋之风复炽的诗学背景下,《宋诗类选》的出现,对巩固清初宋诗运动的成果起到了积极作用。     

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

在唐宋古文理论中,文道观居于核心地位,对于道之含义的理解,一方面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儒、释、道各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两宋时,唐代文道观的基本思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使唐宋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整体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接受语境的变化,历经演进,原有的文道观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和转折。     

从“宋人选唐宋文”看宋人心目中的“唐宋八大家”

通过对宋人选唐宋文选本选录唐宋作家之散文数量进行排比分析,得出宋人心目中的唐宋八大家,他们是苏轼、欧阳修、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曾巩、司马光、张耒。八大家的诞生,各有其具体原因,且与宋代古文、理学同源共存的特定学术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新生代唐宋词研究述评

20世纪60年代前后出生的唐宋词研究新生代学人,逐渐成为当代唐宋词研究的生力军。正规的教育,完备的知识,活跃的思想,形成了他们善于思索,敢于创新的学术精神与个性。对几位有代表性的研究者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大致窥见这一学术群体的特点、成就和不足。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的价值共创与应用实践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是一个文学与地理相结合的古代文学知识型应用平台,挂靠在搜韵网站上。研发者是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学术团队,用户群体包括专业学者、古代文学爱好者及部分普通用户。平台秉持“众帮众筹、共建共享”价值共创理念,以数字技术为赋能手段,注重用户需求和体验,通过文献资源共享和用户交流互动,实现研发者、用户及搜韵网站的价值共创。在应用实践中,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主导文学资源服务逻辑,在学术研究、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领域,通过研发者创造、用户参与、平台赋能,实现了多主体、多维度的平台价值共创模式。     

北宋元祐文学的图景特征——基于《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对元祐文学的定量分析

依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所提供的编年系地作品数据,元祐年间是北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元祐二年是整个北宋文学创作的峰值年,苏轼文人集团是元祐文学创作的主力。在各体文学中,元祐散文成就最为突出,“元祐更化”引发的政治剧变是元祐散文创作的催化剂。元祐诗歌数量优势不如散文,但宋调特征最为明显。元祐词坛表现一般,杭州是其创作中心。就空间而言,京城开封是元祐文学创作的绝对中心。元祐期间,随着苏轼的活动重心由京城转向地方,京城作为创作中心的地位渐次瓦解。通过对元祐文学图景的定量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元祐文学是“高峰文学”“散文文学”及“京城文学”的结论。     

唐宋时柳宗元诗歌和散文不同的接受命运

柳宗元是诗、文兼擅的文学大家,然在唐宋时,其诗歌和散文的接受命运却截然不同.这表现为:在中晚唐和五代时,柳宗元主要以散文闻名,其诗歌处于默默无闻的境地;在两宋时,其诗歌和散文出现接受的分野,有着不同的接受轨迹,他的散文在北宋立国之初就迎来了接受史上的春天,而他的诗歌直到北宋中期的苏轼才"发明其妙",同时,对于柳文和柳诗的历史评价也存在着诸多相异之处.作为同一作家的诗歌和散文,却经历了不同的接受命运,这是文学史上比较独特的现象,有着深刻的接受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