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新罗·日本政治制度比较研究》刍议

《唐·新罗·日本政治制度比较研究》一书中对“突厥”、“琉球”、新罗统一“三国”、唐太宗征高句丽的战争胜利与失败、新罗与中国的交往、百济两个国王的名字等问题的认识与提法值得再探讨     

唐初三帝的三教共存与道先佛后政策──唐代三教并行政策形成的第一阶段

唐初三帝主张道教居先的一个共同原因是借助道祖老子以抬高皇族李姓的门第名望。除此之外,唐高祖为了对道教徒的兴唐之功表示回报,唐太宗在与其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曾得到道教徒的大力支持,唐高宗为了利用道教徒阻止武则天篡位等,也是其主张道教居先的具体原因。唐初三帝在道教居先的前提下,又给费教以合法地位,使其与道教共存。之所以如此,除了由宗教的性质及其对统治阶级的作用这个共同原因所决定外,唐太宗想和天竺建立与保持正式的友好外交关系,唐高宗慑于佞佛的武则天的淫威等,也是一些具体原因。     

试论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

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是唐朝中期新设立的使职。该使职的设置主要由两方面原因促成:一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安史之乱的平定接近尾声,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政治格局需要恢复;二是平卢、淄青特殊的地理位置———临近东亚、东北亚地区,是该地区与唐朝交往的门户。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之职设立之后,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该使职的设立、人选、运作以及受重视程度等方面的考述,可以看出其与唐和新罗、渤海兴衰的对应关系。     

男权文化语境中的隐秘心曲——唐传奇的文士情爱心理透视

唐代情爱传奇是唐代文士根据他们的情爱体验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在这些传奇中男性操纵着话语权利,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男权主义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来叙事,故这些情爱传奇中深刻体现了男权语境中的文士的隐秘心曲.一方面,它折射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士在本能欲求驱动下的色欲心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文士对人的灵性和至情的强烈追求.     

唐玄宗《庆唐观纪圣铭(并序)》"汾阳之龙角山"考--绵山龙脊岭曾叫龙角山

重新解读山西浮山唐玄宗亲撰<庆唐观纪圣铭(并序)>一文的第三自然段,发现"汾阳之龙角山"一段属于插叙文字,并非写浮山龙角山.高祖时代的汾阳龙角山与玄宗命名的浮山龙角山系两座山.高祖时代的汾阳龙角山即今日介休龙脊山,碑文中的汾阳指唐代汾州.浮山龙角山原名羊角山,高祖时改浮山县为神山县,玄宗时才更名龙角山.     

少年猎手的悲哀

一个少年猎手,长得剽悍魁梧,且拥有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唐打猎一样的狩猎技艺。这天清晨,他收拾好工具行囊,正准备进山去打猎,一个飘髯老者拐了进来,央求少年带他一块儿去狩猎。     

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

公元前2600年左右,临汾盆地陶寺类型中大量东方文化因素的出现和当地庙底沟二期类型文化传统的衰弱,缘于陶唐氏的西迁和对西夏的征服。公元前2200年左右,陶寺晚期类型中大量北方文化因素的出现和东方文化因素的随之消逝,又是后稷所代表的姬周先民向南挺进的结果,这两次大的冲突及其余波,直接导致了夏人主体东南向移动并终至创建夏王朝。     

皇帝、“国王”与土司——从“议征安南”事件前后看明嘉靖时期的帝国意识形态

在明嘉靖时期的宫廷政治中,以大礼议为线索,逐渐强化形成关注帝系正统与权力传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将大礼议宫廷政治与议征安南的国际政治以及统驭土司的地方政治置于同一视域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影响到中原王朝处理安南国内篡权行为的方式,还引致朝廷对于边境土司权力传承谱系的格外关注。在此种意识形态之下,不同人物、势力经历不同的命运境遇,展示不同的应对策略。     

从唐宋词使用的颜色词看唐宋审美文化的内涵

文章在对唐宋词中颜色词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唐宋词的美学特征及唐宋时期人们的审美习惯作了探讨。     

成都城址选择的历史优越性

成都是一座拥有2400余年建城史和近150年建都史（不含古蜀王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由于其城址经过历代蜀人的艰辛开发和探索,选择在平原广阔、交通便利、水源丰富、地形有利、气候温润、物产丰盈的成都平原中心,符合了中国古代城址选择的原则,适应了城市发展的需要,此后不断兴修的水利工程更使其锦上添花,故历经2300余年从未转移,这无论是在中国城市史还是世界城市史上,都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