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土司政治秩序在嘉绒地方的重建及其影响——兼论金川之役爆发的缘起

自雍正初年,清朝着手在藏东边地重建土司政治秩序,从制度层面强化对土司的常规性控制,重点规范各土司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土司政治新秩序中建构起来的中央王朝与土司地方的新型政治关系,同嘉绒土司历史上固有的政治传统存有相悖之处。当新秩序深入嘉绒地方后,土司立足于传统的政治观念选择接纳或抵制。基于此,金川之役缘起的阐释应置于中央王朝与嘉绒地方双重视角及其相互关系的长时段演变中重新思考。     

丽江木氏谱牒版本源流考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谱牒的几种版本进行梳理考证,辨其源流,正其讹误,俾学者得有所依     

容美田氏世系事迹述略

土司制是我国历史上中央政权对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一度实行的统治制度。鄂西容美土司,长期为田氏家族所统治,明、清时期尤盛。无论在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文化交流诸方面,均颇具特色,值得探究,而弄清田氏家族之世系及事迹,又是上述诸方面研究之基础。鉴于此,本文拟依据残佚的文献资料,参以平日阅读之所见,加以勾稽排比,以述其大略     

吐蕃禄赞萨逻入唐考

吐蕃禄赞萨逻入唐这一历史事件,藏、汉文史籍均缺载,独见于禄赞墓志。考察墓志可知,禄赞入唐时间至迟在唐垂拱元年,但墓志所记“父钦陵”一句与史实有出入。根据对当时吐蕃时局的深入分析,可获悉此墓主人极有可能是敦煌文献所载噶尔氏的另一支,因卷入吐蕃王室的继位纷争,家人受到论钦陵兄弟的残酷镇压,致使其愤然入唐。     

唐史暨唐传奇视域中的“诗—史”建模——钱锺书错判陈寅恪之献疑

自1940年以降,在“诗—史”关系论域,陈寅恪(下简称陈),钱锺书(下简称钱)相继有各自的思辨路径暨诗学建模。陈从未臧否钱的诗学观,然从1942年《谈艺录》脱稿到1984年《谈艺录》修订本,乃至2002年三联版《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所辑钱1978年的意大利演讲,钱数落陈的“诗—史”建模已逾半世纪。新世纪以来,学界介入此案之“孰是孰非”者渐多,大多数著述是判“钱是陈非”,其共同点是皆以钱著所主张的“诗—史分界”说为准绳,来径直错判陈的“诗—史”建模;却几无文献可证明错判者对陈著《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史述》《元白诗笺证稿》也下苦功细读过。故错判者始终未识陈是以社会史家暨文学批评史家之“角色叠加”视角来构建其“诗—史”观,进而不解陈在唐史视域所设定的“以诗补史”(归属史学),竟异质于陈在唐传奇视域所设定的“诗俟史证”(归属诗学)。其结果,也就形同“众声喧哗”地表决,错判了在“诗—史”观一案的“钱是陈非”。本文所谓“献疑”,是愿在对钱著、陈著作一视同仁之文献细读的前提下,指出钱对陈的“错判”,根子亦在钱作为诗学巨子之“臆见矜高”,而对陈著(特别是《元白诗笺证稿》)未肯系统“...     

唐前期政治斗争中的天文背景

唐前期的政治斗争中,天文图谶往往成为宫廷政变、政治革命以及朝臣攻谮的舆论工具.特别是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天象的变化似乎反映出天命所属的象征意义,故在前期的宫廷政变和兵事谋叛中,总会有人从天象的角度来为事变的正常进行寻找合理依据.这在“玄武门之变”、李承乾谋叛、房遗爱事件及玄宗即位前的政治斗争中都有明确体现.     

《全唐文补遗》文字辨正

十册《全唐文补遗》,由著名史学家吴钢先生主编,1994年出版第一辑,2007年出版第九辑,该书汇集近年来新发现的唐五代墓志等文献资料,采用繁体字竖排、新式标点并进行简要的校注。这些资料绝大部分为《全唐文》等所未收,可以为唐五代历史学、文化学等研究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笔者近读《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     

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对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管理制度,是从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主要包括石砫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秀山平茶、邑梅、石耶和地坝四个杨氏土司。重庆土司制度包括职衔制度、承袭制度、升迁制度、惩罚制度、贡赋制度、土兵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有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唐代娱乐文化与唐传奇演变

唐传奇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在我国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代表着小说的确立,然而．唐传奇的真正成熟、繁荣时间只有从中唐贞元至长庆短短四十年时间。唐代文人的娱乐生活需要促使他们创作传奇。歌诗赠答、说话等娱乐活动与唐传奇相互影响并促进唐传奇的发展;娱乐主体的转变及文人逐渐失落的遣兴娱乐的闲情逸志使唐传奇逐渐式微。以说、唱、演的形式继续流传。     

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与吴冠文女士商榷

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一文提出了今本《大唐新语》是明人伪造的观点,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澹生堂书目》将《大唐新语》与《唐世说新语》分别著录在两个不同的类目,是因为采用了互著法,与真伪问题无涉;《玄赏斋书目》是伪书目,不足为证。宋代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所征引的《大唐新语》在今本中几乎都保存下来了,并没有有意删削的痕迹;今本《大唐新语》与《何氏语林》中所引《大唐新语》不一致,是因为何良俊在引书过程中的删改和失误所形成的。今本《大唐新语》中有与刘肃之后所出书《唐书新语》相同的文字内容,应当是《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二者同出一源。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今本《大唐新语》是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