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河池学院、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来宾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和广西忻城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9—22日在广西忻城县隆重举行。本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政治文化涵化:改土归流新论——以广西龙州县域土司社会为例

壮族地方基层政权从土司制度到流官制度的嬗变,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汉壮政治文化的涵化过程.广西龙州县域土司社会的改土归流,是汉族民本文化植入、集权文化渗透以及大一统文化推行的结果.     

法捷耶夫：在革命文艺的祭坛上

触动我了解法捷耶夫的命运,缘起于唐达成的一番话。     

论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文化治边”之举措——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依靠清王朝授予的诰敕、号纸、印信等信物取得合法统治权之后,他们通过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浸润,采取多种举措体现自己的权力象征,以实现“文化治边”的目标。具体而言,“文化治边”举措有四：一是在物质文化方面,土司衙署的建立;二是在制度文化方面,印信号纸的获得;三是在行为文化方面,土司法令的施行;四是在精神文化方面,表征系统、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权力结构的建立。《滇事杂档》相关史料中以文治和教化等文化权力表征体系来治理滇南土司地区的思想,既是对清代中期官僚政治的认识与理解,又是对道光年间土司文化治权的阐述和诠释。     

论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功能——学理层面的诠释

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既是国家政权主导、土司政府配合、土司辖区民众积极参与而形成的产物,又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互动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必然结果.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具有政治、管理、法律、社会及文化等功能.土司制度功能的学理性主要体现在工具性和稳定性两个方面.从学理层面探讨和诠释土司制度的功能,能为“土司学”的构建以及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政治属性与服务意识: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的取向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与土司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日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土司研究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架构,成果不断增多,在专学化发展过程中,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化趋势明显.因此,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政治属性和服务意识,专家学者在强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认同及推进制度创新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当下,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利用历史积淀的制度文明,推进制度创新,建构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深化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解决我国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学理支持和历史镜鉴.     

“作意好奇”之风及其对唐代传奇创作的影响

“作意好奇”是中唐的一种社会风尚,也是当时文化界标榜的一面旗帜,在散文、诗歌等各种文体中都有明显体现。这种风尚与传奇小说“征异话奇”的先天题材优势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唐代传奇的发展,具体体现在题材、故事情节、叙事手法和文辞这四个方面。“作意好奇”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从整体上看是瑕不掩瑜的。     

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对哀祭文的贡献

哀辞作为哀祭文的一种文体形式,文献记载始于东汉。随着文体的演变,至唐代古文革新运动,古文家韩愈将哀祭文作为了改革的对象．哀辞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欧阳生哀辞》便是其硕果之一,它对哀祭文的贡献在于：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揭示出了一条文体演变的规律,并用实践作了充分的证明,阐明了韩愈的“文道合一”观。除了中唐的社会现状和艺术审美规律的促进之外．韩愈的生死观作为他人生观、价值观中重要的一方面,与韩愈成为唐代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关系重大。     

少年猎手的悲哀

一个少年猎手,长得剽悍魁梧,且拥有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唐打猎一样的狩猎技艺。这天清晨,他收拾好工具行囊,正准备进山去打猎,一个飘髯老者拐了进来,央求少年带他一块儿去狩猎。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争袭研究

土家族土司争袭事件主要发生在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前期,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普遍性,类型可分为兄弟争袭、姻亲争袭、族人争袭和父子争袭四种.土司争袭在政治、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影响,土司争袭是土司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弊端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