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制度环境、风险感知对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进行对话,从合法性视角构建中国情境下制度环境、风险感知与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之间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117份有效问卷,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检验制度环境、风险感知对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的"形塑"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是影响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强制制度对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规范制度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在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过程中关系风险感知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而绩效风险感知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党建理论与实践研究——评《网络党建理论与实践研究》

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党建工作受到巨大冲击,并且暴露出种种弊端。同时,网络新媒体的高效、快捷等特点也为党建工作的开展创造了契机。如何将党建工作与新媒体技术有机结合,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成为当前党建工作面临的新课题。代金平、辛春等编撰的《网络党建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对我国网络党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针对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党建工作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对提高我国网络党建工作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企业家如何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基于任正非采访实录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以华为CEO任正非的管理实践为案例,通过对任正非2019年1~8月共27次接受媒体采访的约31.4万字实录进行文本分析,归纳了任正非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战略行动框架,并结合CODES领导力理论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任正非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战略行动框架包括为企业建构持久的不确定性环境,推动企业实施生存底线、研发驱动、业务聚焦、开放合作、生态共生等发展战略,同时推动企业的文化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公共战略与发展战略形成合力,提升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核心竞争力。     

基于E-NSBM模型的中国省际资源环境效率动态评价

从资源环境系统的内部结构出发,将资源环境评价体系分为生产系统和环境治理系统,针对该结构建立了扩展强自由处置性下的网络DEA模型——E-NSBM模型,将其与窗口分析法相结合,对2005-2012年中国各省资源环境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系统效率普遍较高而环境治理系统效率较低;中、西部地区环境治理系统效率较高,但东部地区环境治理系统效率改进幅度最大;综合效率表现差的省份普遍表现为高的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和硫强度。因此,各省应根据各自发展需要来确定资源环境效率的改进途径。     

论基于利益分析的“环境优先”原则

从可计量、可对比角度而言,“环境优先”常被人们模糊地界定为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均应“分别兼具”人身与财产两方面的价值属性,即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环境利益,人身性经济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身性经济利益同等重要,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之间也无所谓谁优先或者谁不优先。基于此,利益视角下的“环境优先”实质上是应指人身性环境利益优先于财产性经济利益。     

环境法“义务重心”的理论证成与立法回应

环境法“义务重心论”是从“法的技术”层面提出的观点,是有别于“法的价值”层面而言的“义务本位论”,既非漠视主体的权利,也非“义务本位论”的回归,而是对环境权利“最给力”的捍卫与落实,其实践意义在于增进法律实效.环境法“义务重心”的客观依据正是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类需要的基础性以及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中国环境法亟需实现从“亡羊补牢式”“倒逼”到“未雨绸缪式 ”“预见”的“义务重心”立法理念匹配以及在合理配置各主体环境义务、扩充环境积极义务的内容、增加环境义务的履行方式以及强化违反环境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层面进行环境立法“义务重心”的路径拓展,以期通过“义务重心”的环境立法变革增进环境法的实效.     

制度环境、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融资关系

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对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融资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作为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机制,已成为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资源。相对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更大,更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融资的便利度和融资结构的财务弹性。     

论判定补贴利益的私人投资基准： 法解释学与法经济学的视角

在反补贴案件中,私人投资基准是判定政府投资是否带给企业以补贴利益的标准。在具体选择私人投资基准时,不宜设置股权比例的限制,也不可选择囿于沉没成本效应的内部投资者价格,更不应采用容易异化为贸易保护的结构价格。若无私人投资价格,可转而审查政府投资是否基于商业动机,但投资动机的举证责任由被调查方承担。符合关联性、中立性、逻辑性、专业性四项要求,由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是商业动机的首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