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本地直接效应和通过中介因素的间接减排效应。结果发现,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不仅能直接降低环境污染,还能够通过中介因素间接降低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资本投入、城镇化率不利于降低环境污染,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性和外溢性,使污染治理表现出时间上的紧迫性、空间上的高度关联性和时空上的交错复杂性。缓解经济增长的环境瓶颈约束,除了关注环境规制政策的直接效应外,还应该采取措施促成其间接效应的发挥。     

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调控经济活动、平衡生态经济发展的干预手段。近年来在环境规制趋严的背景下,企业生产经营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受到挑战,盈余信号的信息含量与价值相关性变化亟待探索。文章基于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盈余持续性具有显著的弱化作用,该结论在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环境规制压力通过降低生产规模、抑制投资效率、加剧盈余管理的方式降低企业的盈余持续性。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多元化程度与是否为重污染企业,发现环境规制压力对民营企业与多元化程度较低企业的盈余持续性存在显著弱化作用,而对国有企业与高度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影响并不明显,对重污染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弱化作用显著高于非重污染企业。     

环境治理视角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2003—2020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在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性进行验证的基础上,引入多元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环境治理体系中,多元参与主体均能实现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陡缓水平和拐点位置的调整,产生“峰值下降”和“拐点下降”双重效应;（2）公众作为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对调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有显著的双重效应。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生态福利绩效

文章选取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来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态势;滞后1期的生态福利绩效对当期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外溢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在短期内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增长;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了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有利于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率、研发投入水平、绿化水平和人口密度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抑制作用。     

云游戏的源流、运营机制与商业伦理

电子游戏产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街机时代、主机时代、端游时代、手游时代等四个阶段,云游戏时代是正在崛起的新时代.云游戏是由游戏公司的平台战略和电子游戏的商业渗透所推动的.从技术逻辑来说,5G、云计算和流媒体是底层技术;从运营机制来讲,成本转移、会员制和云游戏产业链形成了云游戏产业运营机制.云游戏通过其独特的路径,迅速实现游...     

批判性思维对员工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何以提升员工问题解决能力是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一个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研究课题。本文基于自我调节理论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从支持性学习环境的视角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批判性思维如何影响员工问题解决能力进行了全新的洞察和剖析。多时点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性自我效能在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的关系间充当部分中介作用角色;支持性学习环境对创新性自我效能和问题解决能力分别产生直接影响作用;支持性学习环境在创新性自我效能对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支持性学习环境调节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关系,并以创新性自我效能为中介。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批判性思维作用于员工问题解决能力的中介机制认知,丰富了支持性学习环境的作用效力范围研究,也为从个体认知视角提升员工问题解决能力提供了新颖的思路以及有益的启示。     

天津市中小型环境修复企业战略规划中常见问题及应对措施

为有效避免企业战略规划中常见的问题,中小型环境修复企业要在企业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中注意：重新制定整体战略,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完善业务战略,立足天津,拓展市场开发渠道,加快品牌建设;做好职能战略,逐步走向全国,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探索土壤修复┼金融新模式,建立灵活的市场化机制。     

突发环境事件的协同治理：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突发环境事件的协同治理是突发环境事件跨域性和全流程治理的需要,是对突发环境事件多类型和多领域发生的现实回应,也是推进环境治理与应急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突发环境事件的协同治理仍存在制度衔接不够紧密、流程对接存在缝隙、社会参与能力有限和责权利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未来仍需加强专项污染防治法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衔接,增强治理法制的协同性;强化突发环境事件韧性治理和业务连续性管理,增强治理系统的适应性;积极完善社会参与和专业性人才建设,增强治理力量的社会性和科技性;优化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组织体系和权责设置,增强治理机制的整体性。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瓶颈制约与法制纾困方案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面临着“污染产品”合法化、污染行为“有量无质”、污染追责“有果无因”、生态产品“有市无价”等因素的制约。由农用化学品管理、农产品管理和县域政府管理构成的“三点支撑”方案可以打破这些制约因素。具体的法律措施包括加强农用化学品管理,将其生产者、销售者纳入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责任者的范围,为其分配具体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制定行政法规、切实调整农产品管理思路,以环境友好型农产品品级认定的正激励效应抵消污染防治义务的负激励效应;有关立法从落实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责任出发优化县域政府管理,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生产整合为一项政务,使地方政府在充分掌握化肥、农药等潜在污染物信息的基础上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培育高品级农产品采取管理行动。     

环境美学视域下的宋代花卉审美观念——以宋代花卉谱录为考察中心

宋代是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的巅峰,而对这一时期进行考察,谱录是一个绝佳的窗口。经整理发现,宋人的花卉审美观念已颇成体系：在审美对象方面,既重视花之“容质”又强调花之“韵格”;在审美方式方面,既提倡“格物”精神又宣扬“造境”理念。另外,宋人还热衷于为花卉评定等级,但标准却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徘徊不定。从环境美学的角度视之,这些观念既有值得继承之处,如欣赏得全面、精细,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都参与等,但也存在应该反思的地方,如为花卉划定等级,将人类的主观意愿强加于花卉之上等。有鉴于此,本文更倡导一种生态的自然审美模式。这种模式以自然的“生意”为焦点,以生态科学知识与生态伦理学观念为资源,以能否展现、维护自然的“生意”为评价标准,致力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