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解释——基于行动的视角

方法论所关心的问题是人们应当通过何种途径才能较好地理解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现象的真实本质．并指导着人们如何更加有效地把握行动的取向。纯粹性的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都是有失偏颇的,哈耶克社会性的个人主义和舒茨的主体间性理论都能较好地说明方法论的新取向,也正是他们的开创性理论预示了现代西方社会学对社会学两大主题的融合问题所给予的关注,同时他们的理论也使社会学方法论显现出实践性特点。     

清季赵尔丰川边藏区经济改革述论

十九世纪晚期,边疆危机加深,赵尔丰奉命经营川边藏区,在川边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旨在增强清政府在川边地区的控制力以稳定边疆。改土归流内容广泛,影响深远,其中尤以经济方面措施成效显著。赵氏以鼓励垦荒,大力发展农业入手,积极兴办工业,并不失时机的整顿边地金融市场,改革传统徭役制度。赵氏经济改革措施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减轻了边患,为川边藏区的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学以致用建设服务型统计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为贯彻落实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和全市“科学发展、富民强市”发展战略做好统计服务工作,是统计部门的基本任务,更是政治任务.当前,随着十八大精神的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经济发展模式出现新的转变,思想文化建设出现新的变化,利益诉求更加多元,这意味着统计工作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统计系统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做好统计服务需要投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     

经济要发展 统计是先锋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必须正确认识统计工作的地位,充分发挥统计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完成富民强市的历史伟业。 一、经济越发展,统计越重要 统计是党和政府实行科学决策和宏观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统计在监测和指导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党、政府和人民认识国情国力、制定国策、编制规划和计划的重要依据。统计部门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部门和国民经济核算的中心,是强有力的国家统计监督机构和重要的咨询机构。可以说,离开了统计部…     

甘肃经济林果种植面积达1672.8万亩成兴县富民支柱

据悉,林果业已成为甘肃省广大农民兴县富民的一大支柱产业。截至目前,全省经济林果种植面积已达1672．8万亩,其中挂果面积775万亩,年产各类果品近400万吨,产值约75亿元。     

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合作"经济学的若干思考与展望

竞争与合作是人们经济活动的两个重要方面,传统经济学则重视竞争,而忽视对合作的研究.黄少安博士提出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从以竞争为主线的研究,转为以合作为主线的研究,形成合作经济学.本文认为,传统经济学的缺陷是忽略经济人直接关系的研究,合作经济学的研究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研究经济人之间直接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本文借鉴博弈论的思想,提出合作经济学的技术分析方法信念--行动决策方法.     

建国来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发展历程、演进逻辑与行动展望

回顾建国后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为未来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发展提供历史镜鉴。梳理已有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可以发现婴幼儿照护服务遵循着以供需矛盾为表征的政策动力机制、以普惠公益为目标的政策服务定位、以责任分担为机制的政策服务路径等演进逻辑。未来应在理顺政府、市场及家庭的定位与职责的基础上增加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有效供给、加快顶层设计的同时明确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主管部门、完善政策配套实施的方式上激发婴幼儿照护服务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良性发展。     

论《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的史料价值

《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是明嘉靖帝为其父兴献王朱撰写的实录体史书,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科,有些是其它史书所未见者,它对研究明中期藩王制度、兴献帝封地安陆的情况以及兴献帝本人都有很大价值。但由于本书不符合历史上只为皇帝修实录的惯例,因此修成后备受冷遇,且现在中国大陆只有一部,很少被人注意,以致它的价值一直被埋没。     

行动学习助推党员领导干部培训的思考与实践——以昆钢党校为例

在党的建设过程中,针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培训工作一直是基础并关键的工作,同时该项工作也能够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效果,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纯洁性以及先进性.在治国理政当中,离不开党员领导干部的积极参与,其是中坚力量,因此,如何提升干部教育培训的效果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昆钢党校为例,对党员干部培训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风险社会中看真理与意义

在实证科学的视野中,“真理”与“意义”也经常被还原为“事实”与“价值”的问题而进行讨论。不过,当我们使用真理与意义的概念时,是在认识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果中去思考的;在使用事实与价值的概念时,所考虑的则是实践上的安排问题。近代以来在哲学上的几乎所有争论,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为关于真理与意义的意见交锋,而事实与价值方面的考量更具有从属的性质。其实,认识真理与把捉意义的过程是应当放在不同的框架中的,认识真理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中进行的,而把捉意义则应在行动的框架中展开,更多的是通过“领会”“体验”把握意义。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认识真理会遭遇可能性的问题,而把捉意义则是现实的,而且在无法获得真理而又必须行动的情况下,也只有依据意义去开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