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语·晋语》的语言艺术

《晋语》为《国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尚书》一样,《晋语》以记言为主,同时叙述历史、传记人物。在史传文学中,其语言独具特色：含蓄而流畅,生动而严谨,优美而准确,灵活而工整,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和新技巧。《晋语》运用语言的艺术成就,为后世史传文学的语言提供借鉴,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孟子·万章上》“攸然而逝”正解

《孟子·万章上》“攸然而逝”句对“攸然”的解释，字典辞书和有些专著均采用赵歧注，释“攸”为“迅走”义．通过我们的考释发现赵歧之注不能成立，“攸”无“疾快”义，字典辞书的编者，均是由于误信赵注。衍设“迅疾”之义项，此处的“攸”为其常义“自得貌”。     

沧桑巨变铸辉煌——四川革命老区部分市（州）、县（区）经济发展情况

四川革命老区是全国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四川省“十二五”革命老区规划来看,四川革命老区涉及17个市（州）的81个县（市、区）,规划区域面积25．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51．8％;总人口4168．6万人,占全省的46．4％。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川80周年,本文选取了凉川、雅安、甘孜、阿坝、广元、巴中以及部分县域等革命老区,展现其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如今风采。     

《格萨尔》说唱艺人斯达多吉

在《格萨尔》学领域研究说唱艺人是重要的课题。世界绝大多数著名史诗已成固定文本,没有传唱艺人,而藏族史诗《格萨尔》仍以活的形态被艺人传唱,这一切应归功于神奇的说唱艺人。因此,挖掘、发现、调查和研究说唱艺人是抢救、整理《格萨尔》的重要环节。作者通过实地考察、探访艺人,首次研究《格萨尔》少年说唱艺人斯达多吉,并分析该艺人的说唱特点等。     

试论金代的桑税

金代桑税渊源于辽和北宋的桑税制度.金代在继承辽宋桑税制度的同时,也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桑税制度.这表现为:一方面金代两税中的全部税绢都依据桑税征收,从而提高了它在两税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金代确立了旨在规定民户最低桑税额的桑地制度.金代桑税并非"户调",而是金代土地税的基本内容,也是金代两税的重要组成部分.     

18世纪中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明史·西番诸卫传》的现代诠释

《明史·西番诸卫传》是18世纪初我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它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经营开发的角度,记录了明代安多藏区的变迁。其学术地位和文献价值应予重新认识,充分估价。明王朝在继承元代统治格局的基础上,设立了“西番诸卫”。西番诸卫实施军政合一、“土流参设”、“岁一朝贡”和尊崇藏传佛教、以金牌信符官方垄断茶马贸易等政策和措施,强化了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的控制。作为元明清治理藏区的中介环节,明代对西番诸卫的政策上承元代格局,又有许多创造性、建设性的拓展,开启了清代以府县区划管理安多藏区的先河。因此,明代西番诸卫是安多藏区历史变迁中的重要阶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没有“欲望“的欲望——《欲望号街车》主题隐喻新解

《欲望号街车》是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代表作。作者试用文学审美维度的表现说和实用说,分别对女主人公的“欲望”和作者的创作欲望及动机进行解读。女主人公的“欲望”表现了与作者生活中的欲望之间的映射关系;作者创作该剧的欲望在于,他渴望社会对他的性取向宽容,而这种渴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一种奢望、一种注定要失败的欲望。因此,《欲望号街车》的主题隐喻可概括为没有“欲望”的欲望,是文学创作的社会理性和人文关怀之间张力的悖论和矛盾的体现。     

奥罗奇人(下)

概括介绍了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北方少数民族奥罗奇人的族称、族源、社会经济状况及其演变 ,和奥罗奇人的三界观、灵魂观、鬼神观、图腾崇拜、熊祭和萨满教信仰等     

六盘山

六盘山是宁夏境内的一座名山。六盘山的出名,是因为一首词,毛泽东同志的《清平乐·六盘山》。一首伟大的诗词可以使一座楼千年不朽,也可以使一座山天下闻名。毛泽东同志的这首词的确好,与他的另一词作《沁园春·雪》,堪称双璧。《沁园春·雪》写于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刚刚投降。     

近代中日史学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

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