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经济增长倍增机制及治理体系

作为数字经济第一要素的数据具有显著的非竞争性和零边际成本特征,数据要素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的自强化机制使数据要素具有显著的递增规模收益和增长倍增效应。数据要素主要是通过促进企业高质量决策、增进市场有效性、多要素合成效率提升、驱动高效率创新和实现良好公共治理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数据开放共享是释放数据要素增长倍增潜能的基础,公共数据开放和私人数据市场交易是主要路径,数据治理体系则是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数据治理体系的核心是数据产权政策、数据隐私保护政策、数据竞争政策和数据监管政策。     

国家中心城市分功能评价与测度——基于多源采集数据

国家中心城市评价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其评价内容包括综合功能和专项功能,指标结构体系包括国家中心城市、国家重要中心城市、潜在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和非国家中心城市四个层级。国家中心城市具有唯一性,对其评价的指标涵盖城市聚集全国高端要素资源能力的聚集度和城市向全国腹地城市进行要素和能量输出的联系度。本文采用多源数据进行评价的结论是:北京是国家综合中心城市,上海、广州是国家重要综合中心城市,深圳、武汉、天津、成都、重庆、西安、南京、杭州、郑州是潜在国家重要综合中心城市;在专项功能上,北京、上海、广州分别承担了多项或单项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深圳、杭州、天津、南京、西安、武汉、成都等在一项或多项上承担了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功能,配合国家中心城市发挥着服务和联系全国的重要作用;目前高端要素在国家综合中心城市和国家重要综合中心城市高度集聚,但随着潜在国家重要综合中心城市在中西部地区崛起,并凭借其突出的交通优势,打破了东部地区对全国高端要素长期垄断的格局。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油气开发生产组织新模式探索

智能化是强国战略的必备基础,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蓬勃兴起,全球石油公司不断通过数字化转型以提高核心竞争力。智能化油气开发生产具有全面感知、自动操控、趋势预测、优化决策的特征。目前,我国油气开发生产数字化转型面临四个困境：各油气田硬件基础设施参差不齐、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处于较低水平、传统的油气开发生产模式不适应智能化条件、智能化油气田建设运行尚无统一标准可供借鉴。智能化油气田开发生产组织新模式应以业务协作共享、一体化智能协同为主要特色,积极实现操作巡检维护、开发生产管理、协同研究、经营管理与决策的一体化智能运营。     

我国数据法益的刑法定位及保护路径

随着大数据信息时代的到来,数据信息日渐成为重要资源,涉数据犯罪也日益猖獗。数据法益不单具有传统的个人人身和财产权属性,同时基于海量数据的集成化,其更具有公共属性。数据信息安全既关涉公民个人法益,更涉及集体法益,甚至关涉国家安全。目前我国刑法对数据法益的保护,主要集中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相关法益之刑法保护明显不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建议增设侵犯公共数据罪,逐步构建数据法益保护的刑法机制。     

大数据背景下智慧政府建设的优化路径

要充分重视大数据在政府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善于利用大数据辅助政府决策,及时主动地开放,共享政府数据,实现政府数据资源价值利用的最大化。要重视人才在智慧政府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培养合格的智慧政府服务人员,保障智慧政府高效运转。智慧政府必将对服务型政府改革和多元协同格局带来重大推动力,智慧城市与智慧政府的有机结合也将为中国进入智慧社会提供强大动力。     

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研究

随着数字科技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不可逆趋势。域外数据立法试图以规制的方式寻求个人金融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同个人金融数据保护两者之间的平衡。我国个人金融数据经历了从绝对本地化要求到有条件跨境流动的过程。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面临多重困境：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范不清晰和不统一;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审查未引入针对金融行业的考量因素;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制定中难以形成我国影响力。在未来完善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进程中,“进”应树立动态的个人金融数据价值观,细化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具体规制措施,为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同场景构建区别化的规制模式;“退”则通过识别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过程中的不同法益,在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积极寻求和探索综合且多元的个人金融数据保护路径。     

财务管理课程设计实施后的思考

采用层次采样法的整群抽样方法对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专业1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用四级李克特量表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量化评分,用EXCEL和加权平均法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处理。根据统计分析结果绘制相应的图表,以获得学生对新课程设计实施后的满意度指标,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和改进措施。     

我国人工智能基础数据的专门法保护研究

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科技领域的数据类型,应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考量其培育过程和后续权属状态的规制。与此同时,作为人类智力成果的新晋形式,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也应当纳入知识产权法治范畴,并且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予以规范化设计。从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相关内容来看,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保护嵌入成文法体系存在客体和标准等一系列的现实困境,因此,在综合考察域外立法实践的基础上,确立保护的基本原则,明晰基础数据的相关权利义务,建立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保护机制,加强基础数据跨境流动的过程监管,以此作为专门立法的核心进路,制定《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保护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