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城市的“韧性”与应急管理

在城市应急管理中,强化城市的“承灾能力”和“自恢复能力”,有利于完善现代城市治理体系,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从“韧性城市”理论的视角,分析传统城市应急管理的方法和措施在事前预测预警能力、事中处置应对能力和事后恢复重建能力上面临的新问题：应急预警能力有待提高、应急处置措施有待改进、协同应对能力有待加强。我们应抓住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发展的新机遇,努力做到智能化的预测预警及应急响应,全过程的实时感知及趋势分析,多方面的协同应对与恢复重建,以提高城市应急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和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与服务供给创新

供给侧改革“以人为本”的理论逻辑主线与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供给中“提升居民满意度、获得感与幸福感”的价值指向是相契合的,因此它是检视城市社区治理成效、推动治理转型的新视角。首先,在供给侧改革思路下发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供需结构失衡、决策主体单一、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其次,以社区居民需求的意愿识别、需求管理、成效评估为线索,建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型。最后,提出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提供更扎实的主体保障、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以服务促治理是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转型的核心。     

城市停车产业化的投资激励机制探索

城市停车难已经成为制约城市治理的重要问题,停车产业化是解决城市停车难题的重要路径。停车产业化应明确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边界,加强城市停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停车供给可以通过政府机制或市场机制来实现,但市场机制具有天然的优势。当前,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推进停车资源的市场化供给;根据停车资源产业化、民营化和专业化的基本要求,积极营造良好的停车市场投资环境,鼓励民间资本的市场化经营;以民间资本的投资经营利润为激励机制,构建有利于停车资源时空配置的合理价格体系。     

提升上海经济密度问题研究

上海提高土地经济密度应以创新土地管控手段为方向,以产业能级提升为目标,以盘活存量土地为发力点,全面推进上海中心城区和郊区土地资源管理模式转变,尤其要以郊区新城经济密度提升为主要工作方向。要注重培育与上海“五个中心”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中“龙头地位”相适应的产业,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城市吸引力和辐射力,让上海的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进一步提升上海经济首位度研究

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是提升上海经济首位度的重要举措。上海应把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出位置,建成以“三大先导产业”“六大重点产业”为引领的“9+X”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体系,以继续提升上海经济首位度。     

上海与国际城市营商环境的对比分析及优化建议

上海应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壁垒,优化外资营商环境。“精准施策”为外商投资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完善“一照多址”“一键勾选”制度,进一步降低外资企业合规成本。扩大市场准入范围,降低准入壁垒,利用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强化金融、电信、传媒和空运等领域对外开放力度。畅通内外要素流动,为外资经营提供便利,解决外资企业在复工复产、人员出入境流动、跨境结算、数据流动等方面的困难。     

国内韧性城市建设政策路径的比较研究

尽管国际合作和自主探索两条路径在韧性城市建设的重点设定及具体举措上明显不同,但总体上都对我国韧性城市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在宏观层面,政府对韧性城市建设的引导意识和规制能力仍在形成阶段,应进一步明确和完善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在微观层面,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缺乏对韧性城市建设进程的感知力和参与度,尚未树立起韧性城市的发展理念。与此同时,两条路径的韧性城市建设实践都为解决当前复杂城市问题开拓了思路、提供了可能、作出了贡献。     

我国城市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路径研究

城市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行为主体,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有利于提升城市对外品牌影响力、拓展对外发展空间、拉高城市发展眼界。我国城市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协调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对周边及区域的带动作用不够明显;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城市的国际化专业服务水平不高;国际合作平台和机制建设亟须完善。城市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依托城市群功能转型,打造丝路城市走廊“新支点”;构建沿线城市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形成联通内外、安全通畅的对外开放“新节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沿线各城市之间经贸合作“新融点”;持续优化“一带一路”国际化服务环境,增强与沿线城市在文化、教育、卫生、法律等人文领域合作“新焦点”;规范本地企业“走出去”投资行为,全面提升应对境外安全的“风险点”;配合国家总体外交,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城市交流合作“新触点”。     

区域空间“蔓延—收缩”形态并存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的城市发展步入了“蔓延”与“收缩”并存的阶段,“增长与收缩”已经成为城市转型的全新议题。本文基于2007—2017年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尝试探究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蔓延与局部收缩两种形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以“人口”和“土地”为载体的城市中,城市蔓延不同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的经济发展,蔓延程度越严重,经济发展越脆弱;城市收缩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根据地域差异,影响程度不一;“蔓延—收缩”双重现象并存具有动态变化性,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     

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广州市为例

文章运用2000-2020年广东省广州市公共物品供给的统计数据,从城市教育经费、城市卫生医疗费用、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城市科技费用、城市社会保障支出等六个因素对城市公共物品供给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计量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公共教育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0.37个百分点;对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增加0.29个百分点;对社会保障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0.15个百分点。据此为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