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是现代文明的趋势和标志。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就现实而言，面对人口增长和资源约束的压力，以及人民提高生活质量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加快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     

实施工业兴市战略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洪湖市是全省最早县改市的城市之一，工业在洪湖经济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市实施“工业兴市”战略，就是坚持大手笔谋划工业，高水平指导工业，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坚持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坚持可持续发展，形成工业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坚持城乡协调发展，以工业化带动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结构调整。     

打造工业强市 再创经济优势

河南新密市作为一个资源型工业县(市)，要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先进县(市)差距，必须发挥自身优势，走工业强市之路。     

规范西部城镇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西部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历史和现实原因，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并由此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叠出的重要根源，成为制约西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国实现现代化的“瓶颈”。因此，改变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然而，要改变这种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仅靠西部     

城市是“规划”不出来的

在“行政规划和权力租金驱动”和“市场自由流动组合”之间作出取舍，比在“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之间作出选择重要得多。也许，提高我国未来城市化程度的最好办法，是把“城市化”或“城镇化”从政府未来发展大计中一笔勾掉。     

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建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由失调衰退—过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区域内部协调度差异较小,土地财政相对于城镇化发展表现为"滞后—超前—同步"的演变特征;中部地区协调度及其内部均衡性次于东部,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或同步型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内部非均衡性也最显著,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转变。因此,我国应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策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减轻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促进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协调发展。     

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与响应关系——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特征展开分析,并运用响应指数和响应度模型对17市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根据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可划分为协调、低度协调、中度失调三种类型;(2)济南、青岛、东营和威海4市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指数为"负响应",其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其余城市响应指数为"正响应"且相对稳定。     

人力资本异质性、代际差异与农民工市民化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 以受限截尾模型为基础, 采用集束化估计方法, 深入刻画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正规教育, 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效应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与个体行为、资源可及性及民生保障等层面市民化相比, 心理情感受到正规教育的作用强度更大。在代际差异上, 技能培训的作用均高于正规教育, 但对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效应更明显。据此, 提出有策略分类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构建文化课堂工程等政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财政政策工具影响效应分析

基于2007-2015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误差模型与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财政政策工具的影响效应进行测算,采用空间偏微分方法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工具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从而呈现财政政策工具在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跨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无论在区域内还是在区间均存在着差异性。     

“全面二孩”政策对湖北城镇化的影响

对湖北省人口进行预测,从人口迁移偏好、居民消费、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供给四个方面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湖北省城镇化的影响,发现儿童数量的减少不利于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的增加则会降低城镇人口数量,而20²4岁人口以及2024岁人口以及20²8岁女性人口的迁移意愿较强;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纯消费人口"数量增加,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推进了城镇化水平;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促使企业和单位加快进行产业升级,有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出生人口增加,成为劳动力人口巨大的"后备力量",对城镇化建设发挥积极影响。总体而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促进人口结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间接对城镇化产生积极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完善配套政策,为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妇女减轻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