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统辖西域的重要物证 汉归义羌长印小记

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大增。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其“凿空”之旅进一步密切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往来,为汉王朝统辖西域打下了坚实基础。公元前60年,汉朝在乌垒城(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设置西域都护府,并任命郑吉为首任都护,下分设副校尉、丞、司马、侯、千长等,保留原来西域诸国名称,封任原有的首领。     

朝鲜王朝茂山镇建置考

茂山镇是朝鲜王朝设于图们江上游南岸的重要邑镇。该镇起初作为辅助富宁镇防御女真人的一个边堡，应设于1433至1436年间，1509年随同三堡移（增）设而首度西移，1603年升格为堂上佥使堡，1674年二度移设至图们江上游南岸，1684年升为都护府，完成建置。总的来说，茂山镇建置的主推力是防御问题，而朝鲜王朝渐趋衰退的边防军力乃至国力，是其建置被长期延迟的主要根源。茂山镇建置的完成，标志着除江源地区外的图们江上游干流河段开始成为中朝自然界河，这在明清中朝疆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先秦以来，“夷夏之辨”发展为夷夏融合。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高峰期，主要在北朝进行，代表是北魏。夷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上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地区进行，集中体现为佛像的汉化。佛教的汉化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美学的构建。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和审美文化构建两大方面。基本观念建构集中在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上。先秦儒家确定的艺术功能为教化与审美统一，此后这一认识在承传过程中发生偏移，南朝偏于审美，北朝则突出教化。在审美文化上，北朝在承传中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草原文化，在书法、音乐、文学、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唐代美学兼取南北而主要承传北朝美学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上重新树立儒家艺术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美尽善。北朝开创的以夷夏之合为核心的中华美学在唐代得以巩固提高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形态美学。     

秦王朝皇帝理论的政治伦理缺陷及其后果

秦王朝短命而亡固然有其执政理念、政策体系及六国残余势力等的影响，但它所建构的皇帝理论在政治伦理上存在的缺陷在根本上是难辞其咎的。皇帝制度建构起来以后，秦王朝仍然延续了无限尊崇圣人的理念，并因圣王合一的特点而将帝王摆在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上，使其能够以圣人之禀赋而率性而为，奉行霸道政治伦理，虽以圣王自居，以救世自命，但在实践中却已是政令日非，民生愈艰，终至于不亡不止。秦王朝的短命而亡，并非皇帝制度体系的缺陷所致，而是皇帝制度体系在政令制定及政策运营的伦理指导上存在根本性缺陷所致。     

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汉王朝倾力经略西域的强大自信 疏勒城旧址考古小记

据《后汉书·耿弇列传》记载:“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耿恭疏勒之事”指的是东汉初年匈奴反叛汉廷,在天山以北的戊校尉所在地——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县境内)戊校尉耿恭誓死保卫城池的故事。     

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独特性

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中国两千年来停滞不前和资本主义一直处于萌芽状态之原因,乃是生产资料及其经济权力官有制,从而使官吏阶级不仅垄断政治权力,而且垄断生产资料和经济权力,进而垄断集会结社等社会权力和言论出版等文化权力。因为权力垄断是剥削和压迫的根源,全权垄断是极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根源。两千年来,中国全权垄断的官吏阶级对庶民阶级的极端剥削和压迫,一方面,主要表现为无所不包的极权主义政府管制,特别是"重农抑末(工商)"政策,赋予官营工商业垄断地位和种种特权,抑制打压乃至任意掠夺民营工商业,从而导致民营工商业弱小、停滞、萎缩和官营工商业居于主导地位却效率低下,致使中国两千年来停滞不前和资本主义一直处于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庶民阶级的极端贫困,从而不但导致市场萎缩及小农业与家庭副业等小手工业紧密结合,堵塞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而且官逼民反,导致毁灭性战争,呈现从"兴盛回复"到"衰亡战争"再到"新兴盛回复"的王朝兴亡周期律,如此循环往复,每一次循环至多不过使物质文明和经济成就回复到战前水平或略有发展,因而两千年来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便差不多永远停滞于战前水平或略有发展。     

«夷夏论»对佛道论衡论域的重构及其经学理据

现有研究认为《夷夏论》以民族主义为立场与方法反对佛教，理论价值有限。事实上，《夷夏论》以教化与风俗关系为核心议题，强调普遍真理(道)与真理表达(教化)有别，语境(风俗)对真理表达而非真理具有决定作用。这一运思方式与经学在“空间-风俗-性情”的一体结构中思考教化问题的理论构型完全一致。这一构型从宇宙论层面肯定语境存在的必然与意义，并阐明这样一种真理观念：真理的普遍性体现在能够以非普遍主义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诠。《夷夏论》以教化重构佛道论衡的论域，使论争主题由不可通约的多元真理之争，转入真理诠释有效方案及其标准的辩难，为文明间的理解与交流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