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和亲公主们的辛酸史

公主和亲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由来已久，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个诸候国之间就常用和亲来相互结好或制衡。在以后的大一统朝代，也不断有公主和亲，她们受命运嫁到塞外不同的边陲，走的是同一条艰辛的不归路。     

从《西宁府新志》看杨应琚的民族关系思想及其实践

本文以《西宁府新志》为视角,从编纂的时代背景、纲目结构的构思设计以及在西宁的政绩等三个方面,探讨杨应琚“大一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与实践,为构建新时期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儒家思想与"康乾盛世"的关系

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清前期,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呈现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局面。儒家思想在"康乾盛世"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情感交流与关系交融——论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

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从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有的年份甚至延续到正月末,持续时间非常长。年节之际,清宫廷举办诸如除夕、元日、元宵等节日饮食活动,举办频率高,涉及人员广,盛况空前。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年节饮食活动,依赖于包括皇室、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外藩王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而在各自的责任担当中,也强化了其作为王朝重要统治成员的身份认同,增强了宫廷凝聚力。在觥筹交错的氛围中,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渲染出浓厚的“缘人情而制,依人性而作”的情感色彩,其也成为团结蒙古各部,维护民族大一统的重要方式。     

青阳乡约与明代泉州的文化整合

乡约及其所代表的“化乡”实践是探讨传统中国文化大一统的重要内容。明嘉靖年间,庄用宾等泉州缙绅在继承蔡清开创的学术传统之外,从京师带回新观念,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改造社会,青阳乡约应运而生。庄用宾基于当地盈塘水利和“朝天拜会”八堡轮流值社的传统,创造出乡约的组织架构,并增加新的礼仪实践,塑造乡贤谱系,将王朝礼法和地方传统融为一体,给本地文化注入新的内涵。正是通过诸多与青阳乡约相似的实践,以泉州为代表的兼有海内外多元文化传统的滨海地域社会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中国文化大一统进程。这为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及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特点,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在行政体制上以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主体,在治理理念上崇尚“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局面,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儒学为正统和主脉,在制度建设上重视顺应时势革故鼎新。其治国安邦实践可概括为“三个世所罕见”,即治理难度之大、治理经验之丰富、治理成就之大世所罕见。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实践的当代启示可归纳为五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继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天下”到国家：清代的边界与边疆治理

在“天下”体系中,中央对边疆一直延续着一种忧患意识,这一意识无形中建构了中央与边疆的“区隔”。伴随着清代天下观的转变,这种区隔转变为一种融合。边疆在空间划分上呈现出从界线模糊到边界清晰的特征,在治理上呈现出从拱卫中央、维护统治到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目标的转移,清代从而完成从“天下”到近代“国家”的转变,其边疆治理呈现出陆海兼顾的企图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倾向。在清代面临边疆危机的同时,中国边疆的近代化历程也由此展开,这一历程始终伴随着根植其中的“大一统”理念,并作为中华民族的黏合剂发挥重要作用。     

“大一统”的现代性解码与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

"大一统"是刻画古今中国理想政治形态的核心符号和代码,远远超越制度纬度的内涵,凝聚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共识,也是对于认同政治的终极指向,被普遍识别、认同和遵循。基本内涵是追求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政令等构成的政治系统的和谐、一致和统一,具有深刻的政治认同蕴含和功能。近代以来,作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不符合政治发展需要,由认同政治高级形态退居为低级形态并最终被抛弃,但并未根本上改变"大一统"作为中国认同政治图景的事实。相反,作为描绘理想政治形态符码的"大一统"精神一直存活下来并不断发展。"大一统"具有现代性因子。现代化时空语境下,"大一统"的现代性解码有利于推动现代化进程,挖掘"大一统"的政治认同价值,促进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     

《公羊传》"大一统"新探

大一统是《公羊传》、公羊学第一位的宗旨与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学者虽给予特别的重视与论述,却普遍误解了《公羊传》大一统的本义与思想,把一统等同于统一,把大一统说解释为统一论。这种误解导致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主题性转换。因此需要继续探索,以便正确把握《公羊传》大一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