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孤·大屠杀·身份的碎片——论埃德薇奇·丹迪卡的小说《耕耘骨头》

《耕耘骨头》是海地裔美国作家埃德薇奇·丹迪卡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对1937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的海地人的文学书写。小说从大屠杀的幸存者女仆阿玛贝尔的角度叙述这一历史事件,让读者重返历史现场,关注大屠杀施加给幸存者、受害者及其亲友的灾难性影响,思考大屠杀带来的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问题,讨论对大屠杀进行文学再现的必要性。文章着眼于历史事件的后果,从人物身份与叙事视角出发,就“失孤”“大屠杀”与“身份”等问题进行细查,讨论作品对大屠杀进行文学书写的历史意义。幸存者拼缀破碎身份的努力既是为了求索自身存在的价值,也隐喻了对民族身份界定的公共思考的必要性;与自然灾害导致失孤后果相比,施暴者的刻意遮瞒掩盖使大屠杀导致的创伤更为深重,使受害者难以举证申讨,施暴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谴责。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文学书写在警示后代和预防类似灾难重现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德国媒体在反思纳粹历史中的作用

70多年前,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和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灾难。作为纳粹政权的喉舌,德国媒体在战争宣传和舆论动员方面扮演着吹鼓手角色。战后,在德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造过程中,德国传媒配合政府反省纳粹历史,通过新闻出版、影视作品、各种纪念及展览活动等大众传播方式,揭露纳粹罪行,激发民众自我审判意识,对于推动德国非纳粹化进程、提升德国形象发挥了独特且十分重要的作用。     

恶的两种维度:对纳粹大屠杀之恶的反思

本文试图分析面对严重历史灾难之恶的两种思路。一种是以阿伦特"平庸的恶"为代表,它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的成果并以理性化的方式来看待恶。但是,这种恶的理性化解释与我们对恶的切身体验有着巨大的不对称,对罪恶轻巧的解释显得与巨大的罪恶太不成比例,恶的恐怖很容易在这种清楚明白的叙述中被稀释。另一种思路以康德的"根本恶"概念为代表,它承认我们在大规模生产尸体的疯狂面前理解的困难性,它把恶的问题视为一个黑暗的深渊。对这种黑暗深渊的洞察使得我们可以严肃地正视恶,正视这种摧毁一切之恶的虚无与无意义。     

《朗读者》：尊严、知识和道德

获得81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朗读者》,是一部关于纳粹大屠杀的电影,根据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改编而成。在它之前,已有两百多部同样题材的影片。     

叙述的主体间性:历史想象与文学纪实

叙述的主体间性既指向了历史证据和叙述者的想象,又关涉到读者的理解,由此它在认识论上凸显为读者、文本与叙述者三极之间的博弈结构.文学表现的历史化表明了虚构叙述仍能创造合理的历史知识,至少可成为探询历史真相的辅助媒介,有关大屠杀题材的写实小说即是明证.此外,历史真实若仅拘守于考辨个别事实的真伪、全然漠视整个历史图景的可理解性,那么此作法仍有悖于史学实践的真实情状.     

纳粹德国排犹政策的演变及根源探析

纳粹德国从20世纪30年代上台以来一直执行着反犹和排犹政策。从排犹主义逐渐发展到种族灭绝,纳粹排犹政策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有着明显不同于其它阶段的特点,而且促使排犹政策变化的具体原因也不尽相同。纳粹对犹太人实行的迫害和灭绝政策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包含着历史传统、思想基础,也包含了社会心理和国际环境。正是这几股反犹的涓涓细流在当时德国的土壤上汇成了纳粹屠犹的滔滔恶浪。     

纳粹大屠杀、美国犹太人与人权外交

犹太人是参与和影响美国人权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战后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犹太人参与美国人权外交的活动在主要参与者、目标和内容、活动策略和方式、活动的主要舞台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由于犹太社团在美国的成功及其积极推动,大屠杀逐渐成为犹太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乃至美国社会文化的重要部分,它也成为影响美国犹太人参与人权外交的独特因素.大屠杀幸存者和教研群体实际上成为人权网络的重要支持者,大屠杀教育则成为美国公民道德和人权教育的重要平台.大屠杀留给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使他们容易透过"大屠杀棱境"去认识世界各地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有所作为"而不是做"冷漠的看客"成了一种道义要求.与大屠杀相关的事物和语汇也成了强有力的象征,可以借此开展宣传、动员和意义架构.     

大屠杀记忆与创伤书写：“第二代”叙事与以色列人的身份认同

二战结束后的七十年里,大屠杀一直在以色列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公共话语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第二代”叙事文学逐渐发展起来。其创作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首先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或者说大屠杀“第二代”;其次是父母并非幸存者的作家,但本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大屠杀给以色列社会和个人心理带来的冲击,于是选择“第二代”体验为描写对象。他们都经历了以色列国家重建大屠杀历史与大屠杀记忆的过程,并把大屠杀历史与记忆融入到个人身份的建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