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女郎》:“凝视”理论视域下的犹太伦理身份认同

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 1914—1986)是当代美国文坛颇负盛名的犹太作家之一,与索尔·贝娄(Saul Below)、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并称美国三大犹太小说家。在创作中,马拉默德继承了英美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实主义的传统,善于将现实的描写与道德的寓意相结合,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广大犹太下层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并对于纳粹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残酷行径表达了强烈谴责。在短篇小说《湖畔女郎》中,作者马拉默德借一对青年犹太男女朦胧凄美的爱情纠葛,揭示了男女主人公彼此爱慕的"凝视"背后最终导致这场爱情悲剧的犹太伦理身份认同问题,从而表达了"大屠杀"记忆在犹太人伦理身份的坚守与维系方面所存在的重要意义。     

侵华日军对南京"文化大屠杀"述论

日本军国主义 1937年 12月攻占南京后 ,无视国际公法 ,以极大的凶残性与贪婪性 ,对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与文化典籍实施了有计划的疯狂的摧残与劫掠 ,造成了南京历史上一次无法估量与无可挽回的文化浩劫 ,被中外人士称之为对南京的“文化大屠杀”     

从《冤家,一个爱情故事》看辛格对二战期间犹太大屠杀罪行的控诉

本文通过对《冤家,一个爱情故事》的文本细读,阐释辛格对二战期间犹太大屠杀的控诉。     

法国的大屠杀纪念

在政府、学界、影视界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法国对“二战”中大屠杀历史的认识经历了从神话建构、有意遗忘到解构重构的过程。大屠杀国家纪念日的确定体现了在这一过程中,各方力量对大屠杀本身的反省以及对大屠杀纪念究竟应该纪念什么的主张。这些主张的背后,既有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方对诸如反犹主义、种族主义、社会公正和人权等问题的共识,也有他们对自身所代表的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的强调。同时,对大屠杀纪念的质疑之声从未消失。对大屠杀历史的否定以及大屠杀纪念的复杂性在法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和文化根源。     

无语与言说、个体与社区：西方大屠杀研究的辩证——兼论大屠杀研究对亚洲共同体建设的意义

在西方许多国家,大屠杀研究是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政界的重要话题,涉及文学、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多个研究领域,是重要的思想资源。汲取这一丰富的思想资源,有利于反思亚洲地区的历史问题,特别是日本侵华的野蛮罪行及其对于亚洲现实问题的影响,有助于建设和平、和谐的亚洲共同体。本文围绕阿多诺的著名论断“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探讨对于再现的禁令,以及再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并进而探讨与之有关的各种社区/共同体理论,以分析与大屠杀有关的诸多重要话题,既揭示大屠杀研究本身的重要理论意义,也为亚洲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参照。     

对历史的反思

德国著名"社会史"派(Gesellscha ftsgeschichte)因在(德国)历史研究中应用社会学现代化理论以及政治哲学现代化理论(sociological and polit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ies),为大众所熟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倡导现代化理论,并将其作为转变"传统"德国历史的方法:以少数"伟人"为中心的国家政治史,转变为综合比较的德国社会史,即政治之外的社会结构。1914年至1945年,德国处于灾难政治时期———德国"特殊道路",这段时期的政治被视为政治体制"延后的现代化"。同时,德国历史学家提出了能够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的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以替代那些强调个人理解的"传统"研究方法。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德国社会史学家通过运用现代化理论及社会科学方法对德国历史进行分析,在国内取得了主导地位。然而,80年代之后,这些社会史学家越来越受到"文化转向"支持者的批评,批评他们不是把文化融入社会史中,而是把政治归入社会,把个人归入到社会结构中。本文不仅认为这些批评基本正确,更认为这些与社会史相关的问题是概念倒置的结果。社会史学家所做的基本上就是将他们所批评的"传统"立场进行倒置(例如马克思对黑格尔学说的倒置)。这样一来,那些被批评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将立场倒置了一下而已。"传统"立场强调个人,倒置为"现代"立场强调结构;"传统"立场强调文化,倒置为"现代"立场强调结构;"传统"立场强调理解,倒置为"现代"立场解释因果。有人提出,社会史学家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理论来摆脱倒置概念的陷阱。     

《爱的历史》中的文化记忆书写

《爱的历史》是美国新兴犹太作家妮可·克劳斯的第二部作品,讲述了大屠杀影响下大屠杀亲历者和犹太移民后裔两代人的文化记忆危机。在象征系统、仪式系统和文本系统三层文化符号系统的文化记忆展演下,妮可·克劳斯展现了大屠杀幸存者及其犹太后裔的文化记忆的回避与缺失、复归与传承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犹太文化的追寻与认同,引导读者重新审视并反思文化认同的重建。     

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查(1945～1947)

抗战胜利后,在主客观条件都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委员会和南京大屠杀案调查委员会三个专门调查机构从不同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尽管这一调查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极个别统计数字的可信度也不高,但战后国民政府通过社会调查所获得的大量人证物证揭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同时也在同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我国转型期爱国主义教育的缺失及其重建路径——以南京大屠杀教育为例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反人类的种族大屠杀事件。反屠杀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意义在于教育人们以史为鉴,不忘国耻。但我国转型期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和途径都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建爱国主义教育路径就显得更为重要。     

影片《朗读者》的多重主题探析

影片《朗读者》以其沉稳平静的影像风格和演员的精湛演技成为2009年奥斯卡的大赢家。影片通过讲述一段发生在二战德国的惊世骇俗的忘年之恋,探讨了在畸恋外壳下的关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反思、对汉娜.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的揭示以及关于道德的困境与法律的悖论等多重主题,呈现出二战之后年轻一代德国人对待德国历史与罪愆的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