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纲”的两种含义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三纲",本义并不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因为这三伦被视为一切人伦中最重要的,为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故称"三纲"。这一"三纲"本义承《尚书》《诗经》的纲纪传统以及先秦的"大伦"思想而来,经董仲舒阐发、《白虎通》界定,在汉代以来一千多年里占统治地位。宋代以来,狭义"三纲"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朱子等人影响而日益流行,但严格说来,很难说后起的狭义代替了本义,而最多只能说狭义合并了本义。正因如此,一直到清末,仍有大量学者从本义而不是狭义使用"三纲"一词;即便朱熹、吕祖谦、真德秀、吴澄、宋濂、丘濬、湛若水等许多认同狭义"三纲"概念的人,也同时把本义作为狭义的宗旨,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义使用"三纲"一词。因此,忽略本义,将"三纲"不加分辨地等同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无法理解古人"三纲"的真实含义和思想,进一步导致其被现代人歪曲甚至妖魔化。     

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影响因素分析

推进政府数据开放的建设是我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影响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因素很多,通过分析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建立影响政府数据开放的解释结构模型,进一步分析各因素的作用层次和相互关系,最终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人工智能基础数据的专门法保护研究

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科技领域的数据类型,应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考量其培育过程和后续权属状态的规制。与此同时,作为人类智力成果的新晋形式,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也应当纳入知识产权法治范畴,并且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予以规范化设计。从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相关内容来看,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保护嵌入成文法体系存在客体和标准等一系列的现实困境,因此,在综合考察域外立法实践的基础上,确立保护的基本原则,明晰基础数据的相关权利义务,建立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保护机制,加强基础数据跨境流动的过程监管,以此作为专门立法的核心进路,制定《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保护条例》。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主体权利及其未决问题——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分析对象

大数据技术将世界万物迅速地数据化,人类个体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数据主体。大数据技术为数据主体创造了更多的福祉、自由和价值,也带来了个体权利的风险。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主张数据主体拥有知情权、访问权、更正权、删除权(被遗忘权)、反对权、限制处理权和数据可携带权等数据权利。数据权利的法律化致力于尊重和保护数据主体的隐私、自主、尊严和利益,但是该条例仍然无法妥善解决数据权利与信息自由的内在冲突、永久性删除与技术性隔离的两难、原生数据的保护和衍生数据的无为以及算法歧视的阴影与公正权利的诉求等问题。对欧盟GDPR所主张的数据主体权利及其未决问题的分析期待能为中国数据治理模式的探究提供学理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及实施路径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将其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方略。乡村振兴战略五大总体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要求"分别对应"产业、生态、文化、组织和人才"等多方面的振兴,是紧密衔接、缺一不可的整体布局和实施路径。鉴于此,深刻分析乡村振兴五大总体要求的内在意蕴及联系,这对于理解作为国家宏观顶层设计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表明,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为:产业兴旺是基础、生态宜居是条件、乡风文明是灵魂、治理有效是保障、生活富裕是目标。落实五大要求,践行实施路径,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大数据驱动的数字政府治理:发展历程与研究议题

大数据驱动的数字政府治理是体现信息技术与国家治理两者之间密切关系最核心的实践领域,也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议题。通过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输入主题词后搜索到的相关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文章从大数据的起源与发展,公共管理领域中有关大数据研究的演进过程以及信息社会中的数字政府治理这3个方面对大数据驱动的数字政府治理领域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进一步总结了该领域的研究议题:大数据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应用;大数据驱动地方政府变革的实现机制;数字政府治理的困惑与风险。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领域现有研究中的争议、问题以及潜在的研究方向,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文章认为,未来应该更加关注以下3个方面:进一步加强数字政府治理理论的系统性、综合性研究;进一步科学论证大数据驱动政府治理变革的内在机理;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尤其是大数据驱动政府治理变革中的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创新研究。     

人口流动视角下的中国新冠疫情扩散时空动态——传统数据和大数据的对比研究

基于城市层面的每日疫情数据,利用空间可视化和统计分析模型,从人口流动视角考察中国新冠疫情扩散的时空动态规律,探究不同类型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带来的城际传播和家庭为主的本地传播构成了中国疫情扩散的两阶段模式,塑造了疫情的时空格局。人口流动对疫情传播的影响具有结构性差异和动态性特征,商务、旅游等短期人口流动是疫情暴发初期的主要传播途径,长期人口流动带来的春节返乡流则推动了疫情进入高峰期。医疗资源并未对疫情防控产生系统性约束,人口老龄化的提高也未导致城市感染人数增加。传统数据和大数据对疫情传播的解释和预测具有同等效力,二者优势的结合是深化定量社会研究、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     

符号传播中的“图”与“数”——基于数据可视化图表的修辞分析

20世纪末期,随着互联网媒介技术兴起,图像主因型文化越来越成熟,同时数据主因型文化也开始展露头角,人类文化景观进入"图形符号"和"数学符号"大量并存的时代。随着种类繁多的数据可视化图表层出不穷,视觉符号研究不能仅仅关心"图文关系",还应关心"图数关系"。从"图""数"地位和逻辑语义关系看,"图数关系"包括"锚定""说明""接力"和"叙事"四种关系。在这四种图数关系中,前三种探讨"图"与"数"之间的各种修辞关系,第四种讨论了"图数单位"在信息图中组合的各种叙事结构。总体来说,在科学主义思潮背景下,利用"图"与"数"各自的符号特征优势,数据可视化图表不仅可以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而且可以巧妙地传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价值观,同时进一步表征和生产社会文化与权力/知识。     

隐私政策在企业数据合规实践中的功能定位

互联网企业往往通过隐私政策传达对消费者数据隐私的尊重,但一来很少有人点开并完整地阅读它,且面对给定的隐私政策无法讨价还价,二来消费者也难以判断隐私政策的合规性如何,三来政府监管机构能否以及如何对隐私政策进行执法尚不清晰,使得隐私政策并未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实际上,隐私政策对内是企业治理规范,是企业积极主动地拥抱隐私、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对外则是沟通消费者与企业数据处理行为的桥梁,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隐私政策文本不仅要体现法律遵从性,更要落实到企业数据合规实践中,在企业、政府、行业与消费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搭建数字经济时代隐私保护的共同体。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鲜明表达,是不断丰富与发展着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观在新时代的理论集成创新。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断提高"八大本领",提升"七种能力",做到"五个过硬",兑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之承诺,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