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中的律典

[提要]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经，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经典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石刻大藏经。所收经藏中，律典很少，只有8种，主要刻于隋唐时期。从这些经文可以推测，当时云居寺一带的僧团主要宗奉《四分律》。从各种记载来看，这反映了隋唐时期僧人所尊奉的戒律的一个变化，是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此外，房山石经的律典还说明了房山的僧人完全依大乘佛教的规矩奉持“菩萨戒”的经典，以中国通行的大乘经典——中国僧人称之为“大乘律”——为律仪的根据。     

大师的减法

法顶禅师是韩国声名远播的自然主义思想家与实践家。他于1954年剃度出家。其后历任韩文大藏经译经委员、佛教报社总编辑、松广寺修炼院长等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辞掉这些职位，在松广寺后山亲自建造了一座佛日庵，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藏文手写体本教《大藏经》及其相关典籍述略

藏文手写体本教《大藏经》是藏族本教文献的集大成。它是藏传佛教和印刷技术传入藏区之前研究藏族的第一手重要藏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僧俗·经藏·碑板:辽刻房山石经书经活动的变局

经本抄写是房山石经刊镌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并在辽代产生了一系列的崭新特征。通过稽考辽刻房山石经,探究出辽代书经者中具有代表性的僧人、居士、工匠等三个群体。这些群体的书经活动既受到宗教信仰的驱使,也是既往书经活动的积淀和延续,共同构建了完善的合作网络。在辽代统治者和通理大师的相续规划下石经刊写模式逐步成熟,写经活动亦渐次有组织化,石经抄写的版式布局更为合理,经本大藏经逻辑也更加凸显,为幽州地区宗教、文化史及辽代书学状况的探讨提供了文献资料。     

任继愈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

读研究生前,曾看过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看过他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1978年到北京读研究生,按导师黄心川先生的安排,修习了任先生的佛教概论与古代汉语。1984年起跟随任先生读博士。其后,在先生指导下从事佛教文献学研究、整理敦煌遗书,并作为先生的助手参加《中华大藏经》的工作,亦曾在先生直接领导下在北图善本部工作多年。几十年相随,     

清代官版藏文《大藏经》之刊刻考

目前,学界认为北京版《甘珠尔》完成于1700年。始刻时间则有1683年、1684年两种说法,还认为存在多个复刻版;北京版《丹珠尔》始刻于1724年,完成于1738年。然而,根据原始文献,可考定北京版《甘珠尔》始刻于1683年,完成于1692年,1700年做了修订。所谓不同的北京版《甘珠尔》复刻版,实为在原版上进行修订,并非新刻。北京版《丹珠尔》的刊刻,可考定为1721年始刻,1724年完成。无论《甘珠尔》还是《丹珠尔》,都与其他版本有着复杂的源流关系,文中通过细致的目录、文字、函号、经序等方面的对比,做了详细的梳理。对于印本的特点,也作了描摹。《甘珠尔》《丹珠尔》都是康熙皇帝钦敕雕造的,雍正、乾隆皇帝及蒙古、西藏的政教领袖也厕身其中,共同缔造了文化,见证了历史。目前,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的印本收藏于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散发着不朽的文化魅力。     

佛教大藏经及其刻印述略

作者从佛教传入中国及《大藏经》的刻印过程着手,叙述了佛经在经历了陈武帝时的抄写、北魏北周时代的禁毁及唐、宋时的勃然发展,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是和佛经的广泛、大量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佛教的传播和佛经从抄写、石刻、雕版印刷均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同时,也为后代的佛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中国雕版艺术的一朵奇葩——佛经版画概说

佛经版画源于中国,是中国雕版艺术与印度佛传文化共同浇灌出的一朵奇葩。本文论述了佛经版画的起源,列举历代单刻佛典及大藏经所附版画精品,归纳了佛经版画的内容、形式及艺术特点,揭示出佛经版画的独特风貌。     

关于元代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几个问题北大核心

噶当派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元代是噶当派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噶当派支派分散,注重经典修持,参与地方政治不多,因此在元代西藏历史研究中提及噶当派的论著不多。元代近百年中,噶当派起初由于自身态度受到蒙古势力的打击,之后很快得到恢复,对由元王室支持的萨迦派掌管西藏地方政教权力大部分表示支持,也有小部分心存不满,终抵不过潮流所趋,随着萨迦派的关系与元朝廷建立了联系,完成了编辑纳塘版大藏经的巨大工程。梳理噶当派在有元一代的延续和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