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早期国家王权政治理论的发展

＂天命＂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源点,纵贯中国历史的王权政治理论就发端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天命观。虽其实质在于确认王权统治的合法性,但天命观的产生与演变尤其是王权政治对其改造的过程都伴随着神权色彩的淡褪和历史的进步,并对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影响。     

在敬天爱神之间中西对话的可能——一种跨文化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敬天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爱神观念两者之间可以展开跨文化的比较与对话。首先,任何有关"天人"与"神人"关系的论述,都是人的行为,因此中西方"天命"与"上帝"的问题均可化约为"人学"的问题;其次,中西方文化中对"天"或"神"的理解,均含有自然和宗教两方面的思考;第三,"天人合一"或"神人合一"的上下关系分别在中西方文化中,都借助一定的"中介"而存在。中西方两种文化在相遇之后有碰撞、冲突,也有对话和融通。     

生生而仁,通达天命——先秦儒家生态思想逻辑性研究

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有其内在逻辑性。其天道依据是"生生",蕴含"时""变"观念。"仁"是对天道"生生"的人道承接,其内在规范性是以"位"为前提,"中"为尺度,"止"是"中"的精微之地,同时以"爱"为基础,"忠恕"为方法。先秦儒家正是通过对"生生之仁"的终身践行,参赞天地,化育万物,此即"生生而仁"。"生生而仁"是人对栖居之维度的筑造,先秦儒家通过生生而仁,通达天命,实现浑然与物同体的和乐境界。     

王船山天人合一思想何以规约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将天人合一规约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当代社会基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紧张而提出的、旨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哲学话语。将天人合一简单地规约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学术界表现出怀疑论、独断论的倾向。王船山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提出了太和乃万物和谐之始,太和絪緼以致万物之和,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宇宙万物之和的动力因在于天命之和。从本体论层面来说,人世间本应该是和谐的,但人由于智能之＂巧＂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因之,船山提出以仁爱精神礼待自然,方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船山消解了传统关于天人合一规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独断论、怀疑论论断,从哲学层面解答了天人合一即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问题。     

先期天命观念溯源

对于天命观的研究,国内学者多以<尚书>及三代的青铜铭文等传世资料为研究依据,注重考察其表现与影响,但对三代以前所出现的天命观念因素则少有重视与研究.本文拟采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力求探索远古及三代(限定为周公之前)的先期天命观念出现与发展的源流.     

论《金瓶梅》的道教情结及创作追求

《金瓶梅》对晚明道教科仪、法事、经韵、宫观的细致描画,近乎"道教百科全书",而《金瓶梅》将人的欲望和宗教宿命论紧紧地栓在一起,为读者精心排演了一出平凡而动人的宗教剧。在小说呈现的陈腐的社会现实中,作者以人性作为一个切口,在充分肯定人欲、人性的基础上,又对人欲泛滥、人性之恶进行了反思与批判。《金瓶梅》空幻式的草草收尾也正体现了作者"反叛"后内心无比痛苦、孤独、彷徨和空幻的复杂心绪,从作者肯定人欲又对人的私欲泛滥进行批评的主题矛盾中,看得出作品希望人们能够在顺应天理、尊重世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去更好地完善人性的意愿,这种人生态度也有着对道教思想的最深刻体悟。     

内在与超越——孔子中庸思想阐微

孔子思想中存在诸多二律背反式的冲突模式,比较突出的如天人冲突、礼仪冲突、德刑冲突、仕隐冲突。这些冲突关系中实含有相互依存、彼此互动的内涵。孔子通过“命”来调谐天与人的冲突,通过“诚”来达致礼与仪的统一,通过“仁”来实现德与刑的互补,通过“时”来决定仕与隐的抉择。孔子解决其思想中内心冲突的原则归根到底是他的中庸思想,“命”、“诚”、“仁”、“时”都只是中庸原则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冲突模式所选取的具体超越路径。     

论析“不求知天”、“知天”和“制天命而用之”的逻辑关联

荀子将“天”视为自然而然层面上的哲学范畴,“不求知天”旨在拒斥奢求知天的进路,并未否定天的可知性和人的知之能。相反。“不求知天”正是以“知天”为其归。井构成后者的逻辑前提和基础。“不求知天”和“知天”作为人的合理且积极的作为的组成因素。两者又指向井内涵于“制天命而用之”的过程中。     

论纪昀的天命思想

纪昀认为天命不只是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神秘力量,更是人期盼生存的最高理想,主张安命,立命,探求人生意义的理想境界。     

从"上帝"到"天命"的信仰变迁--兼论商周宗教信仰的理性化

"上帝"与"天"分别作为殷商与西周信仰中的最高存在,在两个时代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本文着眼于最高信仰在两个时代内涵的变化,试图表明这一时期宗教信仰的理性化走向以及文化选择对儒家思想产生所提供的一定的文化因素,以此展示文化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