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君权与民心的纠缠——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观念研究

政治合法性针对的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可问题,它是每个政权都必须面对的永恒问题。虽然中西都有悠久的政治合法性成文史,但政治合法性理论直到近代才兴起,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缺乏相应维度。古代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模式是君权神授。这表现在中国古代,则有中国形式及其理想状态,其中有三个要素:天命、君权和民心。天是源动力,民是目的,君是中介。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理想的合法性结构,且天与民对君权也能产生有限制约,但实际上,由于君权垄断了天命的解释权,架空了天命,致使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无法实现其初衷。     

天命信仰嬗变视野中的孔子天命思想

在西周天命思想中,"天人互动"的核心理论是:天帝具有"惩恶扬善"的属性;人依据自身善恶邀天福、避天祸.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社会现实与上天"惩恶扬善"理论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从而导致传统天命信仰嬗变.孔子以此为契机,创造性地阐释了上天对个体命运与社会秩序的主宰,转化了由上天主宰人世祸福的内涵,重构了与传统天命思想既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天命学说,以适应时代的理论需求.     

二程之鬼神观探析

在现实生活中程颢和程颐并不相信鬼神,认为鬼神之事不足信,杂信鬼怪异说者是"烛理不明";但在理论上说到鬼神是否存在时,二程的态度却是暧昧和模糊的,并不是从根本上否认鬼神的存在,而是对鬼神的存在予以有限的承认。这种矛盾的鬼神思想与古代"神道设教"的影响有关,也与他们继承的正统儒家的鬼神观有关。     

试论“君子三畏”——孔子天命思想的存在意义

本文基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自身的思想,考察了孔子的"三畏"及"天命"思想的存在批判特性,及其境域性的"天命"与通常义理性的"天道"理解的差异.由此重新阐释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之本源的"情"、"畏"、"中"与后发的"意"、"敬"、"和"差别和关联,从而说明了孔子的"畏"应是"畏敬"而不是"敬畏",以及孔子与后来儒家"内圣外王"在思想超越境界上的差别.     

<<周易>>的人生哲学与儒道两家的艺术显现

《周易》经传指出,面对人生的困逆之境,应当反身修德或遁世而无闷,表现出 旷达开朗的人生态度。孔子和庄子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共同之处,都在天命观的基础上,表现 出与《周易》相近的人态度。《论语》和《庄子》这两部书,通过对几位人物的记述和塑造,艺术地 体现出儒道两家旷达开朗的人生哲学。     

蛰楼随笔

朱熹论性于理欠通朱熹《中庸章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解》云：“命,犹令也。性,即理也。”于理似欠通。余以为：“命”,乃赋予之意也。盖人之性,乃天赋予之本性也。天即自然,即自然所赋予人之本性也。性与理是两个概念,不可以混一。天赋之人性有正负两面,正为善,为人性;负为恶,为兽性。苟性即理,则是忽视人性中之负面,即恶与兽性之存在也,又安用率与教耶？率,统率也,率引也,人之性必须以道统率之,引导之,去恶扬善,去兽性而扬人性,是即道也。授人以道,使知如何去恶扬善,去兽性而扬人性,是为教也…     

中国古代政治心理刍议

中国古代历史,确乎是一部政治史,在这里,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生活领域扩张。中国古代政治活动形成了以等级观念为底色的政治心理,以拜官政治为内蕴的政治动机,以天命天道为主宰的政治态度,以忠义精神为追求的政治意志,中国古代政治心理的这些内容和特征对以后的中国政治活动,甚至民族心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天命之符与东汉文学的赋颂主题

东汉,谶纬成为显学,学谶之士的地位尤优于经学之士。符命思想深入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歌颂东汉君王的符命之文也就应运而生。符命之文成为儒生文士歌颂帝王勋业,又曲意奉迎的最好媒介和表达形式。天命之符寄托了汉代儒生的颂圣情怀;神雀翔集蕴涵着赋颂帝王的庄严主题;一个时代的封禅情结寄寓着人们对盛世明君的殷殷期盼。     

从功德报偿到“汉家尧后”:刘邦置立巫官与两汉天命论的变迁

据《封禅书》,刘邦曾经置立巫官。其中梁、晋、秦、荆四者,无论以刘邦祭祖、神权统一还是抚慰诸侯作解,都存在一定问题。通过对秦汉之际战争中巫术需求的考察,以及刘邦军队士卒来源的梳理,可以发现刘邦于征战之中,招徕收附的兵丁籍贯正与诸巫相合。刘邦置立诸巫的初衷,与时人功德报偿的观念有关。《汉书》因其中四巫合于刘向所述汉家先祖的迁徙轨迹,遂作割裂剪裁,以为“汉家尧后”之证。这合于东汉明章两朝的时势,也显示出两汉天命论由朴素直接、含混笼统,渐为文饰堂皇、具体指实的变迁。     

郑之云《天命图说》略论

郑之云《天命图说》以图像的方式综括理学思想的核心观念,并对图像作出明确的解说。此书系郑之云与李退溪反复商订、多次修改而成,其中包含理学的理气本体论、心性论及工夫论等主要论题,体现出综合创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