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命到命运:王安石命论之演进

王安石的命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从天命的角度来阐述自己对性与命的看法;第二个阶段是对第一个阶段性命论的深化,具体阐述如何才能做到天人之道相合,从而达到"通乎命"或"正命"的状态;第三个阶段是从命既有天命又有命运的含义提出了"莫非命矣"的看法,主张要实现对命的自我超越,进而将全副的精力用于人事。所以,王安石命论总的倾向是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而绝非学界所认为的其命论带有消极悲观的情绪。     

孔子的天命观与超越形态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视野中,孔子的天命观经历了一个被除魅化的过程,其结果是遗失了孔子思想的真意,为了客观把握孔子天命观的本来意蕴,依据《论语》中天的功能和孔子本人对于天命的情感态度,可将孔子的天定位为宇宙的主宰者。为进一步判定孔子天命观的超越形态,对于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说进行辨析,孔子的超越精神与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和心学化的内在超越存在差异,孔子的超越形态是中道的超越。这一超越观在战国中期以后被逐渐遗失,但它的重新发掘对于我们客观把握孔子之超越精神以及重建当代国人的终极关怀均具有重要意义。     

曾国藩论命及知命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的领军人物.出于治学和修身的考虑,曾国藩治理学对前人天命之说尤为重视.其论命及知命,既有对“命”的认识,又含对“知”的理解,还不乏拥有“知命”的体悟;既承袭前贤之论,又不拘泥于旧说,所识多由阅历而得.     

天命·革命·主义——民国初年的信仰选择及其影响

要把握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必须得理解中国信仰的社会特质。梳理民国初期中国的信仰选择及其影响,其以政治意识形态实现了取代"天命"信仰传统的模式,对这种信仰关系变化的研究及讨论,可为当下中国信仰的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与理论的借鉴。     

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库柏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库柏以西部边疆生活为题材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刻画了一些友善的印第安人,改变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印第安人都是野蛮人的思维定式。但是,受西方殖民者的帝国"天命扩张论"思想和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所影响,作者在刻画不同人物命运时仍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意识,从白人立场出发书写美国西进历史,以未开化的、注定在白人文明进程中走向灭绝的高贵野人和卑劣野人为模式,构建起一整套殖民主义话语,对印第安人存在着文化偏见和种族优越感,为白人发动的大屠杀和侵略行为做了巧妙的辩护。     

从命运天定到修正命运--从《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看先秦儒家对时运观的一种解读

文章以《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这一材料为分析点,论述了孔子、孟子、荀子对时运的看法。孔子从“有天有人,天人有分”思想出发,认为时运是“天”的一种自我运行,与人的行为无关,它是不可捉摸、不可改变的;孟子认为“时运”是天对人的考验,人只要积极努力,最终是可以符合天数的;荀子则认为人可以借天命而对时运有所修正,使之符合人自身的发展。     

董仲舒“屈君而伸天”思想及当代价值

董仲舒"屈君而伸天"思想是在继承"绝地天通"、"天命靡常"、"王权天授"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开拓,试图在人治的封建政体中,用"天之权威"对君权产生道德约束,使"天"、"君"、"民"三者实现相互制约。当代社会,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执政官员如何加强自身道德自律,以民生为己任,达到"权力"与"义务"的协调发展,这便是董仲舒思想给予当代社会的启示。     

对孔子名学思想的解析

孔子虽然很少专门论述名学,但名学却贯穿于孔子思想的始终。孔子是从法权的角度去谈政治实践的问题,而不是从 “名实”关系的角度去谈认识论的问题。孔子的名学思想反映了伦理共同体中语言的实践功能,而“名实”关系则反映了伦理共 同体发生分离时语言的认识论功能。在此,我们将用马克思的实践语言观去分析孔子名学思想所反映的特殊历史现象。     

朱熹的伦理学与后伦理学之别

朱熹受程颐的启发,把理分为"所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两个不同的层面,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上面一层"。朱熹以此诠释《论语》"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而认为"所以然之故"就是"天命"。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所当然之则"相当于具体的特殊的自然法则、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属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所以然之故"相当于抽象的普遍的最高原理、原则,属于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韩愈示儿诗考辨

韩愈的《示儿》诗和《符读书城南》,后人以为多言利禄、表露韩愈俗人心态,非议颇多。韩愈家世孤寒,自小就多次经历失去亲人的伤痛,并肩负着振兴家族的重任;韩愈处于一个士庶混杂的时代,韩愈便是一个士庶相混的代表,既有高华的一面,也有世俗的一面。细考韩愈的特殊家世、早年经历、命运格局、人生理想及生活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其示儿诗背后是诗人对家族的爱和责任、他的理想的生活模式,以及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借此可以还原一个重亲情、重责任、不伪饰,既畏天命又积极有为,不离世间常情又立志为圣的真诚文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