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观的转换与市场制度的构建

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我国决策层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当前争议颇多的问题。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写进公报,国家“十五”计划《建议》提出了“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的粮食安全目标。2005年,中央出台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进一步表明粮食安全问题已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在我国粮食生产突破     

试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国家安全观教育

以社会主义原则为价值取向的荣辱观和以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是大学生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内容,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高等教育工作者应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政治高度给予战略性思考.     

中国国际能源合作若干问题论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能源战略实施历经着重引进西方资金技术的"引进来"开放、开拓海外能源市场的"走出去"国际化经营以及新能源安全观指导下全面多元的国际能源合作三阶段.当今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呈现出令人注目的新特征,包括能源合作对象与方式的多元化、合作渠道和路径的长期化和机制化,以及平等互利、共同受益的合作原则和价值取向;但同时面临西方国际竞争的压力、"中国威胁论"的危害、资源国合作环境的不利和周边国家的同构竞争与领土资源争议等一系列现实与潜在的严峻挑战和障碍.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为我国互惠共赢的对外能源合作带来新机遇.     

新安全观的主要特征及其形成背景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世界局势的缓和,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迅速增加,军事对抗不断下降,虽然地区性的局部冲突不断发生,但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在不断下降.同时,由于信息革命的带动,全球化的发展更加迅速,各国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紧密.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非传统性的安全因素对各国的安全形成了新的挑战,促使各国的安全观念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对军事、政治等硬安全、宏观安全的关注转移到对经济、文化、环境等软安全、微观安全以及人类自身发展的关注上来,更加强调各国之间的合作与相互依赖,追求世界实现共同安全.     

近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研究 回顾与展望

[提要]在当前国际形势与安全环境的背景下,国家安全情报研究已经成为了新兴的重点领域,探究分析国家安全情报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对推进我国学者的后续研究以及该领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论文数据库中2000-2020年国家安全情报领域的研究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力量、研究热点和研究主题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我国国内国家安全情报研究领域机构之间的合作频次较少,且合作呈现出较强的地域性,研究还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因此,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思想的引领下,如何恰当地融合军事类、公安类与综合类院校情报研究,构建新型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主题及研究框架成为当前学界共同使命。从学科发展角度来看,该领域经历了从批判性研究到描述性研究,再到学术性研究转型的发展过程。从研究路径上来看,该领域呈现出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的发展脉络。从研究内容上来看,该领域表征为从零散史料到汇编史实,再到系统理论的演进轨迹。     

对哥本哈根学派的几点质疑

近年来,哥本哈根学派成为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最为显赫的一支。它所提出的“复合安全体”和“非安全化”等新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不过,它的一些核心概念存在潜在危险性政策倾向,某些理论令人怀疑。     

论生态安全的概念及其主要特点

“生态安全”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是国家新的安全观的重要方面。现在的生态安全问题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对生态安全概念及其主要特点作出分析,为如何认识和解决生态安全问题提供一种理论阐释。     

网络时代“独狼式”恐怖主义犯罪考察与治理研究

“独狼式”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今国际恐怖活动犯罪的新常态,国际恐怖主义也进入后疫情时代的新一轮活跃期。在互联网技术革新发展背景下,“独狼式”恐怖主义也日渐在网络空间滋生蔓延,成为网络恐怖主义重要表现。网络时代“独狼式”恐袭仍是最直接、最现实的威胁。探讨网络时代背景下“独狼式”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生成机制,掌握“独狼”袭击者实施犯罪的行为特征以及治理难点,是实现有效治理“独狼式”恐怖主义的必然要求。在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大背景下,推进“独狼式”恐怖主义犯罪治理,情报应用是前提,侦查打击是手段,源头治理是关键,技术治理是支撑,国际合作是桥梁。国际社会要进一步加强协调合作,继续坚持标本兼治,致力于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有效打击恐怖分子,全力阻遏恐怖势力蔓延。     

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的理解与适用

生物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继续织牢织密法网对其进行保护。经历了分散立法和专门立法阶段,我国在外来物种入侵防治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行政-刑事”二元法律体系。近年来,外来入侵物种泛滥,相关案件频发,对生物安全造成了严重侵害,极大地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永续发展。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对可能引发外来物种入侵的行为进行规制,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犯罪治理体系的实际效能。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存在具体法益较为单一、构成要件较为模糊和制裁措施不够多元等适用难点。对此,应当通过准确认定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合理阐释构成要件要素内涵和科学配置多元化刑事处遇措施等方式优化本罪的司法适用模式,切实提升犯罪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学理化的能力、经验与启示：以政治安全的时代性表述为例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资源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及其基于实践而形成的创新理论,而它们亟待通过学理化,即社会科学化转变为一般性理论,这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的学理化能力都提出了新挑战。能够进行学理化的政治实践必然是历经长期考验而行之有效的,为人们所相信的确定性经验。在中国,保障“主权能力”的政治安全就是这样的经验。从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到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再到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的凝结,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安全实践的认识不断深化,其表述随之呈现出从实践性表述到概念化表述,再到一般性理论的学理化演进。政治安全表述的时代性特征体现出政治安全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地位,进而可以提供本土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原理,同时,也反映了具有自主性、先进性和适应性的执政党所蕴含的学理化能力,体现出变化寓于不变之中的政治发展逻辑。对政治安全表述学理化的研究为党的实践学理化提供了可资总结的学术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也开辟了一项新研究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