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唐宇文寂墓志与西域史事

新见宇文寂墓志记述了唐朝经营安西的相关史事,并且提到了时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封常清。因而该墓志的出土,对于补遗传世史料,加深认识唐朝对安西的经营,以及西域概念的地域变化等都有积极的意义。宇文寂墓志的出土,也对我们重新认识唐玄宗对安禄山的态度,提供了新的材料。安禄山幕府的李史鱼,之前曾经担任安西节度使判官,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在安禄山幕府的李史鱼,投奔高仙芝、封常清幕府。宇文寂墓志的记载,给予了我们新的认识,根据墓志来看,唐朝政府对于日渐坐大的安禄山势力并没有放松警惕。     

敦煌历史变迁在唐诗中的书写

敦煌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唐诗中有大量作品咏及敦煌,唐朝前期敦煌的繁荣和安定、安史之乱中敦煌守军抵抗吐蕃人侵略的英勇斗争,张议潮驱逐吐蕃人势力,敦煌回归的巨大胜利以及在这场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敦煌人士都在唐诗里得到吟咏和歌颂。敦煌始终受到唐朝诗人的关注,唐诗反映了敦煌的盛衰变化。     

论安史之乱后中唐雅乐的归复与实践

雅乐作为华夏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多方反映了社会观念和政治生活情况。唐初雅乐制定较为开通,既注重继承前代又着力修订、新制。玄宗时期胡乐雅乐同居庙堂之上,遭到中唐士人的诟病。在中唐士人诗赋作品反思安史之乱教训、重建盛世的探索中,能看出他们对雅乐有了更多的关注,他们有意越过玄宗时期雅乐,而从乐悬等华夏固有的音乐传统中进行复古继承,雅乐认识也由胡汉混杂的雅乐渐渐回归到传统雅乐的轨道上来。     

郭子仪慎待“小人”

郭子仪为中唐名将,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史称“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
　　郭子仪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地位和评价,除了战功显赫,与他在朝廷中的处事风格也是密不可分的。与郭子仪同朝为官的有个叫卢杞的大臣,他相貌丑陋,面色暗淡,据说经常有人因看到他这副尊容而忍不住掩口失笑。卢杞不但相貌丑陋,而且为人阴谋奸狠,但因为非常有口才,很得皇帝的喜欢。     

映照安史之乱的唐代民间弥勒信仰实物——敦煌写本《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新探

在敦煌地区发现、影响广泛的重要文献<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并非产生于吐蕃占领敦煌之后,也没有寄托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而是诞生于安史之乱时期的相魏之地,目的是为了祛除面临的战祸;它杂糅了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诸种因素,体现出了一种新型的本土化信仰形式,但主体上仍属于佛教信仰;这是一件唐五代时期新产生的民间弥勒信仰经典,体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主流社会和正统佛教界的民间佛教经典观念;该经的产生和广泛传播,表明弥勒信仰在民间仍然具有勃勃生机,其势头在一定时间和地区甚至可能盖过了弥陀信仰,一般认为弥勒信仰在唐五代已然衰微的观点是不全面、不客观的.     

论安史之乱对王维晚年创作的影响

安史之乱是王维一生所遭遇的最不幸的事件,陷贼和幽囚的生命体验是王维的心灵巨创,由此造成了王维晚年创作心态和创作倾向的改变.诗人孜孜以求的"世外桃源"化为乌有,他前所未有地关注现实政治,并用残存的笔力抒发对战争的愤慨.此外,王维在风雨飘摇的晚年陷入了赎罪的深渊,他反复谴责自己,并为救赎自己做了不懈的努力.     

李商隐眼中的唐玄宗

本文以独特的视野，透过李商隐诗看出其对唐玄宗的历史功过的非同一般的评价，以及对杨玉环的新的认识。     

新发现颜真卿撰《康阿义屈达干墓志》释证

新发现的颜真卿撰《康阿义屈达干墓志》是一方唐代突厥世族的粟特人墓志。康阿义屈达干是安史之乱前后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关联着唐代两个最大的政治动乱,对唐王朝而言,他是外族忠臣的代表。《康阿义屈达干墓志》记述的康氏的名字和族源,涉及突厥内乱与康氏归朝、康氏与安史之乱、康氏与代宗幸陕等重大历史事件与民族问题。颜真卿为康氏撰写墓志与康氏之子康没野波在平原之战中保全颜真卿有关。     

论杜甫社会心态在安史之乱时期的演变

作者认为,杜甫社会心态在安史之乱时期经历了三个调整阶段而逐步完成整体上的本质性转变首先是通过对安史之乱事件本身及其社会意义的深刻解读,杜甫的社会认知发生了改变.其次是经过邺城战役先胜后败的形势大逆转,杜甫对国家实现中兴的前景失去信心,残存的社会信念彻底丧失.最后是在战争、饥饿和死亡的共同压力下,杜甫形成了对乱世的高度恐惧心理,并且产生强烈的逃避愿望和实际的逃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