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之会与稼轩词派

辛弃疾、陈亮二人的鹅湖之会是辛、陈交往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稼轩词派形成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次会面中,辛、陈二人以词相互酬答,为后世留下了一段难得的佳话,更在实际的意义上强化了稼轩词派的显性特征,扩充了稼轩词派的创作队伍,壮大了这一词派的创作力量,使得稼轩词派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流派.     

论汴京意象

在宋人的词曲生产过程中 ,汴京不仅是以都城的形象进入生产活动 ,而且更是以一种别致的词学意象进入生产活动。这种词学意象包括京阙意象、长安古道意象、玉京仙子意象三种主要生存形态 ;其流变过程分为晏柳勃兴期、苏黄回潮期、清真鼎盛期、南渡持续期、南宋转型期五个阶段。汴京意象的兴盛与宋人的都城文化意识、地域文化意识、精神家园意识具有内在的联系。     

晚清民国主流词学下之继述与违离

朱祖谋之创作与词选关系密切。《彊村语业》创作取向的多元性表现为托兴深微与赋笔叙写的结合，梦窗情味与苏辛气骨的交融，重南而不疏北的书写策略；《宋词三百首》词选观的兼容性表现于词作取舍中的平衡策略以及“体格”与“神致”的衡词标准。《彊村语业》与《宋词三百首》有共通之处，但二者在对待苏辛词风的态度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违离。《彊村语业》与《宋词三百首》体现出朱祖谋对晚清民国主流词学的继述与违离，彰显了总结传统词学与催生新词学的浓厚意味。     

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宋词中,有许多描写女性妆容和服饰的作品,这些对妆饰的描写不仅反映了词作主人公的内心情感,也体现出当时女性妆饰的潮流。"远山眉"、"梅花妆"这些面部妆饰在宋代非常流行,这与宋代的社会风气有关,在经历了一个开放、华贵的唐王朝后,雍容华贵的装束不再是宋代的流行方向,而是转变为清新高雅,梅花在宋代代表淡雅高洁的品质,十分受人追捧。词人们用文墨写出了这些妆饰的特点,同时也表达出词作主人公或喜或悲的命运。     

论王国维的“本色”观——基于王国维对元曲的评价

王国维用“意境”“境界”等概念建构起自己的美学体系。他认为作为抒情文学的词作必须有作者的真情实感蕴藏于内，“真情”是“境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对“真情”的看重，王国维着力于对元剧的研究，从戏剧艺术的角度，他对元剧十分鄙视，但从文辞的角度，他对元剧十分欣赏。王国维称元曲为“活文学”，与元曲作者蕴于其中的“真情”有莫大关系。王国维对元曲的研究基本延续了治词的角度和观点，论曲仍以“真情”为首要标准。不同之处在于，“当行”也是他的“本色”观的组成部分，是其“本色”观比“意境”说在理论范围上更为广阔之处。相比较而言，吴梅的“本色”观亦注重“真情”，对作品的评论，他更多的是从排场角度分析、评价作品。对作品的用字，吴梅亦崇尚自然，同时又有所保留。     

唐宋词兴起昌盛脉络

词在初起的时候,没有伦理道德的思想意识在其中,只是歌词而已。隋唐以来,中国旧有的音乐融汇外来的音乐,形成一种新兴的音乐。词就是配合这种音乐歌曲的歌词。后来这些乐曲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歌词还在。词最早在民间流行,后来士大夫也开始填词,词就由俚俗变得更有意味了。     

论宋词的雅俗共存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之一,词的繁荣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宋词的繁荣从多方面展示出来,就审美趣味而言,重点体现在雅俗共存上：它呈现出由雅俗兼容并存向崇雅黜俗的方向发展的态势。这是与中国古代文化自中唐后由古典形态（典雅化）向近代形态（通俗化）发展的总趋势不相一致的。此种状况反映出审美意识的独特性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曲折性,对宋词本身而言则是利弊相依的。     

宋词英译美学探微——《踏莎行》《秋夜月》个案分析

文章通过对晏殊的《踏莎行》、柳永的《秋夜月》英语译文的分析,试图展现宋词所独有的感伤抒情气质,观察不同叙述视角与期待视野,体味翻译美学的魅力。     

曲论杂风 史笔诗情——李元洛《元曲之旅》面面观

李元洛的《元曲之旅》,将元曲通论与文化散文对接,以现实生活与元曲意境互参,语言鲜活泼辣,感情激越深挚,字里行间闪耀着历史辩证法和艺术辩证法的光芒,显示中国诗评的诗性传统并未断裂。     

论宋词对元好问词的影响

作为金代首屈一指的词人,元好问在如何继承宋词面前表现出的是一种兼收并蓄、勇于超越的自负与自信。在抒情范式和词的章法结构等方面元氏超越了＂豪放＂与＂婉约＂的樊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词风。在宋词对金词的熏染以及金词对宋词吸纳过程中,起到了整合、创新甚至提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