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晋超群：叶昌炽藏书研究成就与影响

叶昌炽为近代政坛上颇有影响的政客、史官,更是著名学者.在巨变的时代,他目睹国势衰颓,治学理路不自觉地走向“由旧趣新”的路数,在方志学、金石学、目录学、敦煌学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他撰写的《藏书纪事诗》一书,开创了近代藏书研究的先声.该书搜扬潜逸,为历史上众多私人藏书家立传.他别出心裁,一改传统的传记体书写模式,采用诗注结合的方式,创造出“纪事诗藏书家传”这一新颖文体,将诗歌创作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叶昌炽藏书学研究影响深远,在引领近代以来藏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还带动了“纪事诗藏书家传”的各种后续之作层出不穷,成为学术史上一枝奇葩.     

京剧的小扇子有大文章

在戏曲舞台上,扇子是最为常见的小道具,其使用面甚广。它不单纯是装饰,有的还和戏里的情节有关,对演员的身段动作也能起到辅助作用,在表达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喜怒哀乐的情绪方面,小小的扇子大有文章可做。老生戏中,用扇子最多的可谓是诸葛亮。只要有他出场的戏,手里总离不开那把鹅毛扇。     

柳传志:教父只做一件事

正没有谁能像柳传志一样对中国的企业家施加如此多的影响了。在他参加的3个俱乐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关村管委会顾问委员会和泰山会中,涵盖了当今中国最知名的企业家,这些互联网商业帝国的领导者或是地产巨鳄的创始人位于这个国家经济脉搏的中心,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与财富无可匹敌。但他们仍然需要聆听这位69岁老人的教谕,关于进退、荣辱或是妥协。     

异中求同变中求信——译西德尼·谢尔顿《我的另一面》第一章有感

在翻译西德尼·谢尔顿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另一面》的第一章中感受倍深，从忠实传意、瞻前顾后、运用技巧等几个方面归纳，进而研讨在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何以异中求同、变中求信，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翻译行为既受限制性约束，又有创造性的自由，其本质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协调。     

《宋史·吐蕃传》辨误

众所周知,《宋史》是《二十五史》中最芜杂、错误最多的一部书,其《吐蕃传》部分的某些记载也难免有误。《宋史·吐蕃传》是研究宋代吐蕃的基本史料。为了在研究中更好地利用《宋史·吐蕃传》,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历史以真实,有必要对其作一定的考证。     

浅析民众注重口头传承英雄史诗《岭·格萨尔王传》的缘由

本文主要从《格萨尔王传》接受者的角度 ,探讨这部英雄史诗在藏民族中盛传不衰的原因 ,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黑暗传》:汉民族神话史诗

受到文化界广泛关注的汉族民间叙事长诗<黑暗传>作为一种"活态诗史",具有"神话史诗"的特征;完全可以将<黑暗传>认定为"汉民族神话史诗".     

18世纪中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明史·西番诸卫传》的现代诠释

《明史·西番诸卫传》是18世纪初我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它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经营开发的角度,记录了明代安多藏区的变迁。其学术地位和文献价值应予重新认识,充分估价。明王朝在继承元代统治格局的基础上,设立了“西番诸卫”。西番诸卫实施军政合一、“土流参设”、“岁一朝贡”和尊崇藏传佛教、以金牌信符官方垄断茶马贸易等政策和措施,强化了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的控制。作为元明清治理藏区的中介环节,明代对西番诸卫的政策上承元代格局,又有许多创造性、建设性的拓展,开启了清代以府县区划管理安多藏区的先河。因此,明代西番诸卫是安多藏区历史变迁中的重要阶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试论《格萨尔王传》中古代藏族先民的自然保护意识

自古以来,藏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独特的方式保护着大自然,进而产生了独特的自然保护意识和生态意识,深心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通过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可窥探古代藏族先民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大自然的朦胧认识、崇拜到竭力保护这一过程,本文阐述了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均衡互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是永恒的主题与朴素观念。     

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