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通之德——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新解

在精微的哲学深思和人生体验中,唐君毅构建了心本体的哲学体系,实现了“道德自我”——“仁德”——“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层层晋升,从高悬于天际的道德心灵,最终走向了永恒理性和现实人生的融合,在理与情的结合中强调了生命在物我感通基础上的圆融。在这个基础上,他指出中国艺术精神之根本在于物我相忘以通情,中国艺术的心境关系实为一感通关系,中国艺术精神是以心物交融为核心的感通之德。感通之德的提出既是唐君毅对中国传统游艺精神的承继又是他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创新性解释,既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又是对中国文化精神探求的有益补充。     

论"诗赋取士"之前唐初科举与诗歌的关系

高宗永隆二年,杂文正式成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士科随后不久即进入"诗赋取士"的阶段.诗赋进入初唐科举,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最初出于统治者个人对诗赋文辞的喜好,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尚文"风气,促使进士科加试杂文成为必然的改革.进士科沦为"辞科",与其科目性质有关.一大批文坛巨擘由进士科出身,科举进士科间接地促进r律诗的形成."应制唱和"是唐代科举省试诗的本质特征.省试诗与唱和诗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     

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从匠艺到艺术——中国早期照相馆人像与肖像画的融合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对画像行业造成冲击,一些画师改业从事照相馆人像拍摄,把绘画中的人物造型法则运用到人像摄影中,从当时留存至今的“小照”、“肖像”中可以看出他们深受中国传统肖像画形式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传统。清宫流传至今的慈禧着色放大照片是早期中国人像摄影的珍品,而勋龄所拍摄的慈禧扮观音的化妆照可视为按照一定的构思进行摄影创作的先驱,它与西方同时期盛行的高艺术摄影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体现了中国人不同于西方的精神境界和宗教信仰,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     

吉林八景

寒江雪柳冲破了冬夜的千般遮挡,她凌霜绽银菊;承诺着江水的万种柔情,她傲雪剔玲珑;忽如一夜春风来,人间瑶池花盛开;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吉林雾凇是大自然恩赐的瑰宝,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与黄山云海、泰山日出、钱塘江潮并称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     

统治者的态度对明代宫廷戏剧的影响

宫廷戏剧由于其观众的特殊身份和特定的审美意趣而被打上深深的宫廷文化的印记,而特定观众对戏剧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宫廷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明代统治者对戏曲的态度颇为矛盾,但却统一于一点,即戏曲要为政治教化服务。他们本着礼法并重、以礼为本的治国理念,以儒学思想为政治指导思想,并认识到"乐作于上,民化于下"的道理,在礼乐的雅俗、古今等问题上表现得很通达,并推及到戏曲,认识到戏曲也可以成为风化和载道的工具,并通过限制和指导戏曲的编撰和搬演活动来达到约戒人心、导化民俗的效果。统治者对戏曲的态度给宫廷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带来了重重约束,导致作家个性遭到扭曲和抑制,情感的自然表现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带有宫廷文化特征的歌功颂德、道德教化的宫廷庆赏剧和教化剧的出现。     

论萧梁宫廷音乐文化建设与乐府诗发展

以梁武帝为核心的萧梁宫廷音乐建设雅、俗乐并重,富于新变特征,直接促成了萧梁时代乐府诗的总体繁荣,推动了汉魏旧曲的创作热潮以及吴声西曲的宫廷化历程,产生了新的俗乐歌词体式、风格和新的俗乐创作方式,由此反映出宫廷雅俗乐建设、宫廷音乐审美旨趣与乐府诗发展的密切关系.     

清代宫廷娱乐活动的演变趋势及影响

通过对清廷前后期娱乐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宫廷娱乐活动的演变趋势:一是宫廷娱乐在形式和内容上由前期的重武尚射,逐步向晚期耽于文恬的方向演化;其二是宫廷娱乐主体由男性到女性的角色转变趋势;三是晚清宫廷对于西方娱乐活动方式的心理认同和接受。而宫廷娱乐活动的演变,也影响着清朝的军事、文化以及社会。     

初唐宫廷诗风与隐逸诗韵并生现象论析

初唐存在着宫廷诗风与隐逸诗韵共时并生的现象。宫廷诗在诗坛上唱的是主角,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是创作主体。与此同时出现了隐逸朴野诗风,代表人物是王绩,他的隐逸诗有着独特的审美格调和情趣,反映了隐逸文化、文学、美学在唐初的复苏。     

游艺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游艺对儒家天道观诠释和构建的一个侧面

游艺在对儒家天道观诠释和构建过程中,对"科学"和"伪科学"进行了划界:把天文测算与吉凶占候区分开来;把地理观察与风水堪舆区分开来;把"科学"含义上的"数"与吉凶含义上的"数"区分开来。在他之前,徐光启、熊明遇、方以智都曾对占验文化进行过批判,使其划界工作有了理性自觉的思想基础。而这种划界,又使他构建的儒家天道更加倾向于科学天道,使儒学天道在不放弃人文理性的前提下,达到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和谐。这种划界,既符合其研究天文历法的主旨,也对应于天道和人事联系的理性内核。当然,他的划界也具有不彻底性,其根源在于:他的科学理性和儒家性命文化中与占验有关的内容有融合的成分;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