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与高丽使者往来分期探赜——兼论东亚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

根据辽丽双方遣使的特点,以高丽是否为辽朝属国、辽朝与高丽间的使者往来是否制度化等为依据,可将辽丽使者往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平等往来期(922年至994年2月)、非制度化遣使期(994年2月至1038年8月)、制度化遣使期(1038年8月至1116年4月)、衰落消亡期(1116年4月至1123年8月)。重熙七年(1038年)八月,高丽"始行契丹重熙年号"应作为东亚封贡体系正式形成的标志。     

反思“封贡体系”:10至13世纪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侧面

关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理论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汉唐东亚”与“明清东亚”,根据汉唐时期或明清时期的东亚国际体系所提炼出的要素对于10至13世纪的东亚解释力不足。虽然学界关于10至13世纪东亚各政权间具体问题的探讨,为宏观探讨同时期东亚国际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但仍未步入理论层面。制度化的封贡体系的形成时间正是在11世纪初,即辽朝中期。缺乏对10至13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整体把握,无法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是怎样由“汉唐东亚”步入“明清东亚”,进而也就无法正确认知当代东亚国际问题的历史症结所在。     

东亚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以辽金与高丽的关系为中心

东亚封贡体系,是一种流行于古代东亚世界的国际关系模式,其首要特点是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存在制度化的册封与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关系内的相应的义务与权利。因此,考察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也就是考察制度化的封贡关系出现的时间。如果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封贡关系在册封、使节往来频度、交往礼仪等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制度化的规定,则可以断定,双方的关系已经由简单的封贡关系步入到封贡体系的模式之内。     

国内二十年来俺答汗研究述评

俺答汗是明代蒙古土默特部的领袖,他对明代蒙汉关系、蒙藏关系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近些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俺答汗的努力经营下,土默川、青海得到了开发,那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也是在俺答汗的不懈努力下,他领导的蒙古诸部与明朝之间实现了"俺答封贡",与藏传佛教之间结成神圣联盟。     

对封贡体系内属国与藩部界定标准的探讨

长期以来,学界对封贡体系内属国与藩部的界定并无统一的标准,不能不说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和边疆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固然历史发展情形各异,但异中亦可见同.纵观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历史发展脉络,属国与藩部(属部)在封贡体制、边界意识与边务处理方式上均存在明显差异,而中原王朝作为受贡者在危机处理中对作为被封者的属国和藩部的处理政策与处置程序也存在明显差异,邦交与主权可谓泾渭分明.综合审视、利用这些差别为我们准确界定封贡体系内的属国、藩部和一般交往者提供了一把钥匙.     

高拱是“俺答封贡”的主持者

明隆庆后期发生的“俺答封贡”，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解决该事件的主持者和决策人问题上，许多学者均认定是张居正，然而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从解决该事件的决策者所处的政治地位、在封贡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明清历史文献的记载等方面来考察，其主持者和决策人是高拱，而不是张居正。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他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者。     

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

东北亚封贡体制是古代中国王朝东亚封贡体制的一部分,也是最为典型的部分.两汉时期,随着东北亚封贡体制的创立与发展,其下成员不断增加,到东汉前期已基本囊括了当时东北亚地区较为发展的民族与政权.东北亚封贡体制以多种形式建构,可分为郡县区内的封贡关系、郡县和护鸟桓校尉等管理的塞外封贡关系、朝廷直接掌管的塞外封贡关系等三个层次,不同层次之间不是一成不变,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封贡体制下靠近郡县地区.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的建构,确立了汉朝在东北亚世界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汉朝东北边疆地区的经营、安边固土,对于东北亚各族、各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所体现的基本规则与功能,对后代中国王朝封贡体制的建构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清朝与缅甸、暹罗封贡关系比较研究

缅甸、暹罗同处东南亚,同为朝贡国,但清朝与两国的封贡关系在建立、制度规定、发展演变、结束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别。清朝与暹罗、缅甸封贡关系的差异性,说明清朝朝贡制度本身具有很强的国别和地区差异性。清朝与两国封贡关系的发展演变,则说明清朝朝贡制度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     

壬辰战争时期朝鲜王廷对明日封贡议和的反应——以通信使黄慎的遣出为中心

碧蹄馆之战后,壬辰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明朝和日本不断就议和条件进行交涉,最终日本答应撤军,明朝遣出册封使至朝鲜,准备待日军尽数撤退后渡海赴日。在此期间,朝鲜对于封贡议和极其厌恶,对遣使参与议和的提议更是强烈反对。然其迫于压力,不久动摇,同意遣使。再后议和失败,朝鲜则迅速遣使赴明请兵,积极备战。这些反应及态度变化,既反映出“自我中心”思潮影响下,朝鲜王廷诸多心理、举措与“事大”传统的冲突,又反映出军事受挫情况下,朝鲜在面对日本时更为强调自身文化优越性的心态。黄慎出使日本,记录了册封议和的种种细节。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了解封贡议和活动中朝鲜层面的详实状态,进而揭示当时多重且多变的东亚国际关系。     

隆庆时期的“俺答封贡”——论高拱在西北边疆的靖边功绩

明嘉隆时期,西北边疆频繁遭受蒙古俺答汗侵犯,京师屡次戒严,局势岌岌可危。针对这一局势,高拱于隆庆后期执政后,一方面大力整顿边政,提高明军的防御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利用俺答孙把汉那吉降明之机,力排众议,采纳宣大总督王崇古的建议,实施以抚为主、以战为辅的谋略,最终迫使俺答称臣纳贡,平息以赵全为首的叛乱势力。"俺答封贡"的实现不仅解除了有明以来的西北边患,使汉蒙民族和谐相处长达30余年,而且也得到了明清政治家和史学家的肯定性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