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边疆演变的内在机制——基于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2000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即封贡制度。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合约相关者剩余”视角下的“封贡互市”协议

明蒙"封贡互市"协议之所以能结束明蒙双方长期对抗局面,有效地促进双方经济社会发展,从"合约相关者剩余"的视角看,是因为"封贡互市"协议为明朝政府、蒙古俺答政权、明朝人民和蒙古人民四大利益相关者创造了剩余。而"封贡互市"协议有效的边界条件,是明朝在边境的军事实力超过或者至少相当于蒙古。     

试析乾隆二十九年的盛京会审——兼论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的差异

乾隆二十九年朝鲜人金凤守、金世柱等在越境贸易的过程中误杀凤凰城甲军常德,由于该案被害人为清朝士兵的特殊身份,清朝对该案的审理突破了既有的以凤凰城会审为代表的中朝会审制度,而实行了盛京会审的特例。在既往的研究中,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往往被混为一谈,然而事实上本次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在司法程序、主审部门、审判结果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本次盛京会审本质上反映的是清朝将在中朝会审制度下让渡于朝鲜的司法审判自主权的收回,进一步说明了清鲜封贡关系下朝鲜对越境犯罪案件所拥有的司法审判权附属于清朝的特征,其得与失完全取决于清朝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判断与权衡。     

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明蒙贡市关系

万历初年,张居正顺应"隆庆和议"以来蒙汉友好的历史局面,致力于封贡互市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将明蒙关系推向深入.一方面,通过抚赏、封爵等措施巩固和发展,与俺答集团及其他蒙古部落的通贡关系,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羁虏"的目的;另一方面,恢复与蒙古诸部的互市贸易,增设马市,开放官市,允许民市,密切了蒙汉之间的联系,暂时满足了双方所需.这些措施虽然存在诸多局限,但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长期以来明蒙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张居正改革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中国古代“封贡关系”新思考——论朝鲜与女真“封贡关系”的成因及影响

＂封贡关系＂是古代封建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形态,是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传统政治关系。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女真各部虽然在政治上受到明朝的封赐,但由于地缘关系使其很难在各方面得到明朝的有力支持。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女真各部不得不依赖于朝鲜的帮助。朝鲜与女真的交涉虽然遭到明朝的干涉和遏制,但由于朝鲜拓展疆土的需要和女真谋求自身发展的需要,朝鲜与女真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不完备的＂封贡关系＂。女真向朝鲜纳贡是谋求自身强大发展的一种手段,也是和谐毗邻关系,争取发展空间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