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盘活职业教育这局棋——山东省职业教育观察之一

说起职业教育．人们常常想起现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名言：“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可是,在目前我国不少地区各级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往往被看成是“洼地”“短板”“软肋”．上职业学校好像矮人一头似的;然而在山东,情况截然相反。     

论鲁迅小说创作中的乡土性

本文从具有否定意义的文化符号、独特的对话意识、创作心理动机三方面,探讨了鲁迅小说创作中乡土性的形成机制     

融入自然,建构自我——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她乡》

在《她乡》中,美国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通过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意识,构建了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融、人与人平等和关爱等女性价值观基础上的生态乌托邦。这恰好与当下生态女性主义所关注的问题相吻合。本文通过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解析,解读小说《她乡》中所蕴含的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从而得出只有遵循生态女性主义,解救自然生态与人类自我,建设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才能够进步和发展。     

基于BP神经网络的科技人员人岗匹配测评模型

人岗匹配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能够为企业制定人力资源规划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考虑科技人员的特点,建立科技人员人岗匹配评价指标体系,利用BP神经网络理论建立人岗匹配测评模型并进行模拟仿真,验证BP神经网络强大的自组织、自适应和自学习能力,科学有效地评价企业科技人员的人岗匹配情况,对于优化科技人员人力资源配置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乡制的历史沿革与启示

当代中国乡制渊源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乡里制度,发展于民国时期的乡镇自治,经过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累积,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确立。传统社会的乡总体上看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正式基层政权建制。1928年国民政府《县组织法》及其后的＂新县制＂确立的乡镇自治打破了中国古代行政以县为最基层的制度,使乡镇在法律上成为具有自治性质的国家基层行政机构。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乡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农村基层政权单位,标志着当代中国乡制的初步定型,其后又经历若干变迁,在1982年宪法得到确立和完善。新时期乡镇体制改革必须充分挖掘传统中可资借鉴的遗产,认真总结现阶段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积极稳妥地将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明代京察访单之研究

明代京察访单是服务于在京文官考察的文本,于京察准备阶段发放给在京科道官,令其在博采众闻后填写与应察官员相关的见闻,并作为官员处置依据,以期增强京察结果的公正性、合理性。其制作、发放、回收有整套严密程序,并在回收后,令基层科道官员针对回收访单进行会单,从而提出应考官员去留的基本意见,以凭主管京察官员终裁处罚轻重。京察访单的实质是科道官行政监督权的体现,让多部门参与其中、并让基层官员处理具体事务而让高级官员总揽其成,体现了明代政府运行中各部门相互制衡的特点。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探析——基于后农业税时代的视阈

在全面取消农业税的乡(镇)行政环境下,阐述了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面临的实践困境,即乡(镇)政府能力呈弱化趋势、乡(镇)政府对上一级的依附性、乡(镇)干部双重角色冲突等,提出了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途径:(1)更新管理理念,转换角色;(2)加强改革,提升内动力;(3)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4)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魏晋仕途与门第——宫崎市定贵族乡品论探究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以独具特色的六朝贵族制论享誉国际汉学界,乡品论乃其核心环节。乡品原本是魏晋中正为士人划定的资格等级,门阀社会固化后变为昭示家世门第的标志,并对仕途人生起到制约作用,进而成为维护贵族流品秩序的体制保障。宫崎全面系统地梳理乡品与仕进层级的比例对应关系,提出乡品比起家官品高四等的著名论断,迄今仍为学界津津乐道。他又指出乡品的授予遵循汉代任子精神,以实现父辈资源的等位传递和既有身份体系的再复制,从而揭示贵族制世袭性的本质特征。他还格外强调乡品对仕进前景的预期功能,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我国乡——乡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乡——乡流动者"数量较大,但一直游离在理论研究和政策的视线之外,"乡——乡流动者"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收入较低、家庭矛盾多、资金来源有限、社会保障缺失、孩子入学困难、融入当地较难和迁移困难等。要促进"乡——乡流动者"的迁移,需要政府的宣传、政策措施的倾斜和税收贷款政策的惠顾。     

以人观之、以道观之与以类观之——以先秦为中心看中国文化的认知取向

在中国文化中,事实的认知与价值的评价彼此交错,从道、礼和语言的层面观察,认知都展现出以人观之的向度,其过程不仅限定于狭义的对事实的把握,也同时指向价值的评价。从认知方式的角度看,这种认知取向既表现为以道观之,又呈现为以类观之。前者关注对象本身的关联性、整体性、过程性,内含辩证思维的趋向;后者从类的层面把握对象,并以类同为推论的出发点,体现了不同于演绎推理的思维特点。能知层面的以人观之与所知层面的以道观之、以类观之,同时指向知行过程的有效性、正当性、适宜性,并在中国文化中具体表现为明其宜的认知取向,而论证与特定情境的适合,既涉及理,又关乎事,在实践过程中融合了中国文化中的各种认知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