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中期边兵的重建

唐代中期,为应对吐蕃东进与南下的军事威胁,弥补安史之乱边兵东调造成的军事真空,代宗惩艾往事,重建边兵并定名为防秋兵,恢复了边防有备的局面。     

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李宪乔的诗学观——从其对朱彝尊的评价考察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代表人物,选辑清初诗坛四大家诗辑成《偶论四名家诗》,以辨明诗道。李宪乔强调诗歌以独造为本,以真挚见情,情兴自然,精神感通。反对媚俗,强调风雅、气骨。认为朱彝尊以经史为诗,追求温柔敦厚的诗风,长于学识,短于独造和真情,指出其僵化、程式和流俗之处。     

尊孔与袁世凯复辟

辛亥革命后,在社会政治领域除了存在一个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外,还存在一个强大的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封建官僚、军阀复辟集团。袁世凯复辟集团将辛亥革命改造为旧式的改朝换代,建立袁记民国,文的一手与武的一手并用。文的一手是打着尊孔的旗号,以“维护传统”和“顺乎国情”为号召,以孔子偶像和孔子思想为帝制复辟鸣锣开道。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领域,尊孔与帝制复辟构成为一个独特而突出的文化与政治互动现象。     

镜花水月般的爱恋——在自然意象中解读何其芳的爱情诗

以《预言》集为代表的何其芳的早期诗歌创作中，“爱情”是其最重要的主题，诗人始终把“爱情”放置在一种犹如“镜花水月”般的审美空间中去观照。“月”“露”“花”和“秋”是四个在其早期爱情诗中最常出现的自然意象，诗人运用这些自然意象，使它们成为情感的外化象征。通过对“月”“露”“花”和“秋”四组自然意象的分析，从而来解读何其芳早期诗歌中那种超脱了热意与忧伤，那是如“镜花水月”般空透、宁静的爱情。     

宋代古文家的“尊韩”

宋代初年 ,西体盛行。其文夸奇斗艳 ,渐失本真。仁宗患时文之弊 ,下诏讽勉学者以近古。先是柳开、王禹、姚铉、穆修等古文家提出“尊韩”,及欧阳修知贡院 ,倡导古文运动 ,扬言“韩氏之文之道 ,万世所共尊 ,天下所共传而有也。”由是为文之士 ,率多“尊韩”矣。常见之文学史书、专著、论文 ,多有提及宋代古文运动中之“尊韩”,但皆语焉不详。文章先述宋代古文家“尊韩”之言论 ,次析其成因 ,继论其影响 ,聊作宋代古文运动之钩沉如何     

袁宗道文艺审美意识评述

袁宗道是晚明公安派的主将之一 ,他从自己具体的生存环境开始了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 ,并以自身的艰难跋涉 ,辉映着时代精神的个性解放。同时他的追圣意识与求适意识 ,对于了解晚明社会的士人精神状态不无裨益。     

清代词学由辨体向尊体的批评转向

清初词论家们努力恢复词的雅正传统,因此他们着重强调词曲之辨。在强调辨体的同时,清代词论家们愈益强调推尊词体,由浙西派朱彝尊到常州派张惠言周济再到晚清诸词论家,他们的词学观经历着较明显的由辨体向尊体的理论批评转向过程。这一转向不仅促成了清代词学的成熟,它同时也是清代词创作繁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从尊个性到重群体看郭沫若的文化选择

从审视郭沫若复杂的人生经历入手,分析这位文化巨人如何将个体生命自觉地纳入时代与社会的需要,圆满地实现自我。“五四”时期张扬个性,抗战时期为民族呐喊,建国后为政治服务,在尊个性与重群体之间,郭沫若的文化选择无疑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一种有价值的探索。     

动结式“追累”的语法和语义

20 0 4年 6月 2 6日至 2 8日 ,由中国语言学会和香港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第二届国际中国语文学术研讨会在银川隆重召开。香港科技大学丁邦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东京大学平山久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家煊教授在大会上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大会会务组和宁夏大学学术期刊中心将五位教授的报告录音整理成文 ,摘要刊发 ,以飨读者。王宁、戴庆厦、平山久雄、沈家煊四位教授的整理稿已经本人审阅修改 ;丁邦新教授的整理稿因暂时无法联系 ,未经本人审阅 ,不当之处由整理者负责     

清人评点宋词探微

清人以指点学词门径、阐述词学主张为目的而展开对宋词的评点.清人对宋词的评点在外部形态上兼采小说、戏曲评点之众体,同时又有区别于其他文学评点的形式特性;在批评体系上则以结构章法论、修辞论、风格承继论和主旨论为其主干;理论来源方面主要以时文、经学、诗学思想为其依据.清人的评点理论经历了一个由多元到单一的过程,这正是清代词学由雅俗并存到以雅为尚、由词体不尊到诗词同尊的过程,也是宋词在文学史上雅文学地位得以最终确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