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传记文学《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研究--以两种汉译本为视角

清中期周加巷所著《至尊宗喀巴大师传》是藏传佛教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品,全面记录了宗喀巴大师的传奇一生。梳理了目前常见的有两种汉译本———郭和卿的全译本和法尊法师的摘译本的渊源与特色。认为《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作为藏传佛教传记文学的典范代表,应该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战国时代《诗》《书》文体的模拟与破体

战国时代,知识阶层在研习《诗》《书》等经典的基础上,创作出模拟《诗》《书》文体的篇章,这种模拟行为表明当时人们对《诗》《书》的文体体式已有较明晰的认识,反映了文体观念的逐步自觉。上博简《交交鸣乌》《多薪》当是对《诗》的模拟,上博简《卉茅之外》《李颂》以及《楚辞·橘颂》则是在模拟《诗》的基础上的新变,为楚辞之先声。清华简《保训》可视作对《书》的模拟。在经典传承基础上的“尊体”与“破体”,促成了战国时代的“文体突破”。     

明代诗坛唐宋之争的演进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唐宋诗之争在明代大致可以分为初期、中期、中后期三个阶段。初期完全为尊唐主张所笼罩。中期尊唐主张推向极致,但同时为宋诗张目的主张开始较多出现。中后期既尊唐音,又给予宋诗极大的肯定,显示了人们的认识开始呈现出两面性的特点,说明明人开始认识到唐宋诗乃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种不同审美特质的诗歌范型。这种演进为以后清代崇宋诗歌风气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梁启超思想嬗变探源——以对孔子思想的评价之转变为例

梁启超一直以思想善变、多变而为世人瞩目。对于孔子思想，梁启超历经尊孔保教、拒斥孔教和倡导孔子哲学等不同阶段，最终完成了复魅。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思想的时代浪潮、梁启超本人的中西文化思想以及他善变的性格特质，共同构成了他思想嬗变之源。准确认识和把握梁启超思想发展嬗变的原因，对于深入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对孔子思想的评价之发展演变，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发展，都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出土汉画所见汉代民众心中的孔子

在新出土的汉画中,记载了一些汉代普通民众看待孔子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开拓研究视野，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汉代民间的孔子观、把孔子研究引向全面与完善，给予了实物方面的帮助。民间一些人认为，道师孔徒，老尊孔卑，儒学赶不上道学；还有一些人认为，孔子是一个拜见过太上老君、已得道受书、无需受鬼官考谪就能升仙的圣贤，其学说虽然固守“方内”，但对“方外”之学，却持理解与接受态度。汉画中存在的这些轻孔重老因素，否定侮蔑孔子的色彩极强，证明被广为传颂的独尊儒术政策，在一些民众的意识深处，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回应。孔子题材汉画的出土，为当下的孔子研究增添了一道活水。在帮助我们实现用新资料去重新厘定先前那些困惑不已的问题时，又为丰富上层社会所塑造的那个严肃勤勉、精进不已的孔子形象提供了珍贵而可靠的依据。     

“考全蜀而为隽”：论近代蜀学进程中的刘光第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刘光第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戊戌六君子”之一。在近代蜀学演进的过程中，刘光第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是研究近代蜀学不应该忽略的重要一环。从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两大学术传统的优化整合中，可以看到刘光第的宋学思想开启了近代蜀学的新路径，并对后来的蜀学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