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因素与农民的市民化--关于农民市民化的调研

农民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然而在农民的市民化过程中,他们除了受到外在的体制环境的影响以外,还同样地受到自身主体性因素的制约。充分了解和把握这些影响农民市民化的主体性因素,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并努力清除这些主体性障碍因素,有利于推进我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行动式"路径呈突显趋向,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与理性行动;"回流式"路径呈扩散趋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自身能力和生活境遇的评估,选择回流到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非均衡式"路径呈强化趋向,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先赋差异、能力差异等主客观因素而选择不同的市民化路径。     

城镇农民工就业的非组织化及其市民化约束

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同时,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质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的稳定就业。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就业形式分散性、就业收益非规模化、劳动权益保护非组织化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性等非组织化特点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农民工被动选择的结果,非组织化就业对农民工收入、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安全防护和城市社会融合形成约束,以致农民工被社会政策和组织文化边缘化。建议加强灵活就业者权益法律保障,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双挂钩和社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进进城农民工职业管理和市民化。     

“工资剪刀差”及外出农民工的隐性贡献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基本消除,但外出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工资剪刀差"却逐步扩大。研究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隐形贡献,弄清外出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工资差距以及在基本服务方面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既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前提,也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力证据。只有切实落实户籍制度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抓紧制定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政策,让农业转移人口享有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公共福利待遇,才能提高农民工外出务工积极性,健康有序地推进新型城镇化。     

以人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路径分析

以人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这一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在农村收入较低时,农民能够顺利转移到城市;二是留在农村的居民能够充分利用土地等资源提高收入水平;三是提供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居民不因其居住地或户籍而受到公共服务方面的歧视。目前城乡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使农民工在城市扎根的问题;赋予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平等在城市建设用地市场的平等权利,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与城市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内部农民工与户籍人口一致的公共服务的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成本及其财政分担机制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而"农民工市民化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本文选择宁波这一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大市作为典型城市,在总结宁波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具体实践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工和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及其差距;通过测算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及财政投入,从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现行财政体制等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城市政府等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以连云港市为例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城镇化的核心问题,目前连云港市农业人口尚未实现长期性转移,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较低。结合连云港市农业转移人口现状,对推进连云港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提出建议。     

农民“被市民化”问题及思考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民转变为市民。然而,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广大城郊地区却出现了“被市民化”现象,即一种农民非自主选择的制度性市民化现象。农民失去土地是“被市民化”的根本途径,而户籍制度改革、职业变更、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在农民“被市民化”过程中具有间接辅助作用。文章对农民“被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暴富”后的困境、精神边缘人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市民的角色再造加以思考,以期为“被市民化”的相关研究及实践完善提供参考与启示。     

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措施研究

受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的市民化是不完全的,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不同步,进得来城市但融不进城市。表现为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市不同权,收入低,市民化能力弱,绝大多数只能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构建"半市民化"进程中伴生的不良现象的预防机制,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加快社会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工市民权,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制度保障、障碍及政策优化

正一、新型城镇化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背景(一)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导向2013年,若干重大会议均围绕着新型城镇化展开论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重大会议如此密集地讨论市民化议题是绝无仅有的。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报告,指出"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把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放在突出位置","要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同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