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

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关心和指导下,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北京市崇文区志》已于2004年出版发行,获得各方面好评。《北京崇文年鉴》已连续出版六卷,多次获得全国奖项。《百年崇文图鉴》及《崇文区史地文化丛书》的出版,受到普遍欢迎。     

传统商镇的行业信仰、禁忌与语言——一项都市民俗志的调查研究

传统商镇是农业社会中初级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必然既具有农事活动的文化特征,又是初期商业文化的我体.本文是一篇民俗志,主要从信仰、禁忌和记数语言三个角度展现一个传统古镇各行业的文化生活.     

徽州木商俞子良的商业经营

徽州俞氏在明代刻本《新安名族志》中的排名,仅次于程、鲍、方、柯之后,名列第五,实为望族。婺源西冲俞氏乃其中之一支．始迁祖为16世俞世崇。其先世原居婺源县市．因“独爱西谷有山水之乐,无车马之喧,有田野之饶,无嚣尘之扰,遂于斯家焉”,于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7）始迁至此。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及其补正——兼论第三部门的立法参与功能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代议制立法活动之产品的法律制度的有限性,二是代议制自身作为一种间接民主的立法制度的有限性.前者在根本上乃是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体现,而后者则与代议制立法活动所尊奉的多数原则密切相关.在诸多论者为代议制立法提供的制度助益方案中,都透现着间接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的民主原则所需要的内在机制,即讲求程序和中间层次,重视市民社会的利益聚合功能和意见整合功能.第三部门对国家立法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将社会成员零散的利益需求集中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意志主张,更在于其针对立法展开的意见交往活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能够使国家立法获致更完整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正当性.     

《中国廿六史及明清实录东亚关系史料全辑》的编纂综述及史料价值

中韩两国合作项目《中国廿六史及明清实录东亚三国关系史料全辑》,是介绍古代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三国关系的大型史料工具书,它的出版,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清代黔东南锦屏林业开发中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动

清代中期以后,黔东南锦屏这一苗侗民族聚居地区林业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各种与林业经营有关的制度渐次形成,体现林地权属、林地租佃、林木经营与买卖的契约大量出现.随着国家权力的深入,国家法律在该地的作用越来越大,形成了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动关系,林木种植者为保护自己利益,诉讼到官的意识明显增强.利用锦屏林业契约、官府告示及碑文、口承资料,从民族地区小地域社会法律运行的个案情况着眼,可探讨国家法与民族地方法秩序问题.     

金融危机后的亚洲五国金融监管——纪念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本政府对传统银行监管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金融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大大加强,更加注重事后安全网的整备,严格事后监督与处罚,并改革了存款保险制度.新加坡的金融稳健性居全球首位,新加坡是少数几个经受住了1997亚洲金融风暴的国家之一.这与它有一个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富有效率的监管过程是分不开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是新加坡平稳度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功臣".韩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强化中央银行的自主性,建立统一监管金融业的金融监督委员会,政府不再直接干预银行业务,由金融监督委员会实行一元化监管.     

论史传对古典小说的浸润——以《左传》为例

作为最早成熟的史传作品,<左传>对古典小说产生了明显影响.<左传>高超的志怪艺术及其从中表现出来的开创性描写,给后世志怪小说以直接启示,使它成为后世志怪小说的重要渊源.<左传>还是古典小说重要的素材渊薮,一些古典小说在素材的选取上与<左传>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中许多情节就明显地借鉴和模仿了<左传>.许多由<左传>开创的叙述手法如"记言中断法"、化实为虚法、行人辞令艺术等,也被古典小说很好地继承.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均衡路径探析

在民族法研究领域,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采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阐述,同时辅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以探索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关系的均衡路径,并计算出二者关系的均衡值域.     

十六国时期太行山区丁零翟魏政权初探

五胡十六国时期,我国北方变乱,诸多少数民族建立了数十个政权,其中以太行山为基本根据地的丁零翟氏是影响当时北方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丁零还曾建立统治机构和政权组织形式基本完备的魏国。其后翟魏政权被后燕所灭,其民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被其他民族所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