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传对古典小说的浸润——以《左传》为例

作为最早成熟的史传作品,<左传>对古典小说产生了明显影响.<左传>高超的志怪艺术及其从中表现出来的开创性描写,给后世志怪小说以直接启示,使它成为后世志怪小说的重要渊源.<左传>还是古典小说重要的素材渊薮,一些古典小说在素材的选取上与<左传>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中许多情节就明显地借鉴和模仿了<左传>.许多由<左传>开创的叙述手法如"记言中断法"、化实为虚法、行人辞令艺术等,也被古典小说很好地继承.     

兴而致情,情生诗歌——论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创作主张

艺术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吟咏性情”,而情的生发又离不开“兴”。兴而致情,情生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美学主张。由兴致情的诗歌艺术主张实际上代表着中国审美艺术创作中一种颇具积极意义和艺术原创价值的理论,这种艺术创作主张也不单单地局限于诗歌艺术领域内,实际上它已扩展到整个艺术领域中,成为一种较为健康扣有生命活力的艺术创作方法和艺术欣赏方法。     

论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及其裁判规则的选择

我国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对破产别除权权利基础及其范围认识存在一定分歧。这一问题已在破产司法实践表现出来。因此,必须全面考察别除权的权利基础,对其范围作合理界定,从而为司法解释的制定及法律适用提供清晰的理论支撑。通过国外立法案例考察,可以发现,各国均将典型担保物权确认为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还有不少国家将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不同程度地扩展到非典型担保物权及优先权。在我国,除典型担保物权无可争议地构成别除权的权利基础外,以特定化的金钱交付的定金、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均应可成为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     

《物体系》的基本逻辑与消费社会批判

《物体系》是鲍德里亚在1968年发表的专著,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该书主要通过功能性系统与边缘性系统两个向度,来分析物是如何在现代社会自成体系的,并立足于物体系的理论基点透视现代社会在物体系的消费意识形态话语笼罩下是如何逐渐成为一个消费为主导的社会的.     

公有制下国家所有权制度的变革和完善

我国公有制下的国家所有权面临权利主体不清、公权私权不分、人民受益不足等诸多现实问题,因此需要根据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规则重构这一制度。在坚持公有制和全民权利、全民利益的原则下,改“国家所有权”为“国家财产权”,还原国家财产权的本质属性;区分国有公物和国有私物,赋予不同公法主体法人财产权和国有企业独立财产权,实行不同的国有财产治理方式,尤其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配置资源,是理顺国有财产法律关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马克思关于货币批判的三个“隐喻”

马克思关于货币批判的三个"隐喻"始终与其哲学的理论任务——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息息相关。如果说马克思对"吸血鬼"的批判主要针对古典经济学对资本的物化理解以揭示资本存在的历史前提的话,那么对"酵母"的批判主要针对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对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关系的片面理解以阐明劳动二重性的重要性。但无论对"吸血鬼"的批判还是对"酵母"的批判都深深地植根于对作为"帽子"与"观念"的人自身的批判,这主要针对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对"现实的个人"的遮蔽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颠倒"的现实根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关于货币批判的三个"隐喻"旨在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一)天人授受之际,人受天之所命者为“性”,故天人本自合一;(二)“天道之本然”变为人“性”,主要是受到“质”的拘蔽,形体才情、道德品性等才有千差万别,是为被拘蔽的“天人合一”; (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重新实现“天人合一”;(四)“发己自尽”与“循物无违”可视为王夫之关于治道的“天人合一”之论.王夫之所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如果以之与基督教尤其是爱仁钮的“复归元首”说相比较,以上四个方面的信仰体系的特征更为明显.     

关于屈原西域昆仑情结的对话

本文从总体上探讨昆仑方物在屈赋中的地位作用,并提出屈原思想中蕴涵着一种炽热而深沉的西域(昆仑)情结,认识这一情结,在屈学发展中具有积极作用,且是西域文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论事物

物和事分别表征了物质客体的实体方面和属性关系方面,物和事的辩证统一就是“事物完满的‘定义’”：事物是标志物质之存在性的哲学范畴,是物质形态的实体、属性和关系的具体存在形式,它作为世界的单元或细胞而存在。在确立事物定义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事物与物质的关系,对唯物主义的“物”作了新的诠释。     

青年鲍德里亚与莫斯-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

青年鲍德里亚的研究是人们长期忽视的领域,尤其是对青年鲍德里亚思想的基本定性存在严重误识,特别是将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之前的思想判定为"新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本文认为,在鲍德里亚的思想中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阶段",他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青年鲍德里亚早期文本中呈现的哲学观念,其理论起点恰恰是后马克思思潮,而正在形成的基本学术逻辑主体上已经是莫斯-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