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寰志略》的文学特色

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不仅仅是一部反映了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情况的史地著作,其文字简洁而生动,娴于用典,一些章节的历史叙事结构相当精巧,从史传文学或者历史散文的角度,也有很高的成就。这种文学特色既反映了徐继畲对中国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发扬,也体现了他的审美趣味。     

孟德斯鸠著作中的中国形象(上)

正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他那部影响深远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之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生于1689年,卒于1755年。1716年,孟德斯鸠开始担任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1728年被接纳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此外,他也是普鲁士王家科学与文学院院士,伦敦王家学会会员。1721年,他出版     

任正非:军人总裁缔造“狼性华为”

正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中国最神秘低调的总裁。在他的带领下,华为成功挺进世界500强,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供应商。2012年,华为全球销售额超354亿美元,其中66%来自海外市场,预计2013年将实现10%-12%的增长,或将超越其竞争对手瑞典爱立信,成为业界全球第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带领     

韩国九曲图表现形式及其范本考证

朝鲜朝盛行一时,流行至今的韩国九曲图,与九曲歌系诗歌和九曲园林,正是韩国九曲文化之三大构件。九曲图就是以＂九曲＂为素材绘制而成的图画,其表现形式可分为有助于阐释＂道＂理念的概念化图案、武夷山水和园主自创九曲园林为主的实景山水,而为这些九曲图范本的,无疑是宋至清代众多学者精心编撰的《武夷山志》中的各种图像。     

《隋书经籍志》著录撰人衔名来源考述

《隋书经籍志》系点对贞观见存书,参酌损益"旧录"而成,"旧录"可分作两类:一是官修的秘书目录,一是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私撰的解题、叙录型目录。官修目录自荀勗《中经新簿》起就有据藏书写卷过录篇目的特点;而《七志》《七录》叙录则每就史书为撰人立一小传。与过去一般的认识不同,《隋志》著录撰人衔名以终官故衔(含赠官、征召官)为主,与解题、叙录关系更为密切,更基础的来源则为史书传记;同时《隋志》也存在题著书时官的情形,与直接或间接从写本过录结衔这一来源关系更为密切。区分《隋志》著录撰人衔名题终官故衔或题著书时官,可为补证撰人官阀仕履、推定著书时间提供文献支持。     

志怪小说概念的发生

"志怪"与"小说"两词在《庄子》中各处不同语境,含义及用意皆有差异:"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为论据;"小说"处于比较语境,成为贬义。它们在汉代之后先后变成目录学领域的类别概念,小说属子部,志怪先附史部后又退至子部。由于两类作品都存在虚构性,后代史家据此便将它们归为一类,从而生成新的类别概念:志怪小说。     

技术的嵌入性、杂合性、药性与物质文化研究

技术和技术物是当代哲学、艺术和文化研究关注的核心议题。在有关当前技术与文化状况的分析和评估方面,唐·伊德、唐娜·哈拉维、贝尔纳·斯蒂格勒的研究富有启发。伊德分析了技术与人的多重关系并强调技术-文化的"嵌入性";哈拉维的赛博格理论突破了人/非人的界限,突出技术带来的身体跨界为人类所开启的新的可能性;斯蒂格勒指出技术的"药性"一方面毁坏文化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则催生了社会联系和人的多样化存在。物质文化研究探讨人与物的复杂关联以及"与物为春"的共存境遇,如上有关技术物的嵌入性、杂合性和药性的剖析,是物质文化研究不可多得的维度。     

柳传志:教父只做一件事

正没有谁能像柳传志一样对中国的企业家施加如此多的影响了。在他参加的3个俱乐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关村管委会顾问委员会和泰山会中,涵盖了当今中国最知名的企业家,这些互联网商业帝国的领导者或是地产巨鳄的创始人位于这个国家经济脉搏的中心,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与财富无可匹敌。但他们仍然需要聆听这位69岁老人的教谕,关于进退、荣辱或是妥协。     

幼儿亲社会延迟选择的发展机制

为了探究幼儿亲社会延迟选择的发展机制,随机选取135名3～5岁幼儿参加操控了年龄、动机、诱惑物表征、同伴关系变量的亲社会延迟选择实验任务。结果发现：（1）幼儿3岁时已能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发展的过渡期是4岁,高峰期是5岁。（2）为自己而分享是3～5岁幼儿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的主要动机。（3）面对诱惑物的实物表征,4岁和5岁幼儿比3岁幼儿易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面对诱惑物的抽象表征,在为自己而分享的动机驱使下,幼儿易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4）在为自己而分享的动机驱使下,3岁幼儿倾向为喜欢的同伴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而5岁幼儿倾向为不喜欢的同伴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在完全利他动机驱使下,3岁幼儿倾向为不喜欢的同伴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不论在哪种动机驱使下,只有5岁幼儿倾向为陌生同伴做出亲社会延迟选择。     

侵权人不明的高楼落物侵权的法律规制

《侵权责任法》第87条对侵权人不明的高楼落物侵权责任的承担进行了规定,具有保障受害人得到补偿、统一司法实践、降低致害概率的积极意义。但是,该规定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不利于社会和谐、容易引发道德风险、预防功能不充分、适用前提不明确等,没有很好地解决高楼落物侵权所面临的困境。采取社会救济、高楼落物赔偿基金、保险赔偿等多种途径相结合的救济方式,行政法、刑法与《侵权责任法》相配合的惩罚制度,不仅可以使受害人得到及时的、充分的补偿,而且可以有效预防此类侵权损害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