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观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其主导思想是争取和局。就外交实践而言,他彻底败了,但就思想本身来说,李鸿章的和局思想是他的洋务自强思想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应随着外交实践的失败而一同抛弃。因为政治外交相为表里,李鸿章外交失败首先是中国内政不修,而后才是他个人的失误。     

戎夏一源说续论

文献和考古学材料表明,顾颉刚先生早年提出的戎夏一源说,颇为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古音戎、庸、崇、嵩、崧为地名、人名,在口语中尚能保持较原始的读音,古代戎之读音与崇为近,因此戎族的名称,即当出于崇或庸,庸之本义为垣墉,为城垣,戎族之‘戎’,也当与崇或庸有关,因此,鲧、禹作城的传说基本可以断定夏族也是戎族,之后在夏族的分化迁徙中,夏戎开始分离,戎、夏语义由相一到分离与夏族移徙和戎族分化的背景有关。     

“平衡抗疫”：前奥密克戎时期的新冠疫情防控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许多挑战,考验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治理能力。上海市具有国内外人口流动量大、进出口货运量大等特点,因而其疫情防控面临着跨省输入和境外输入的双重压力。然而,在前奥密克戎时期上海却在疫情防控上取得了相对良好的绩效。同国内其他省市的比较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上海形成了一种疫情防控的“平衡抗疫”方案,即以“平衡抗疫”为理念,以“专业治理、精准防控、精益执行”为三个支柱。通过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正常化以及平衡降低疫情风险与控制防疫成本,维持了相对有效的疫情防控。随着传染性更强且轻症率较高的奥密克戎的流行,这一方案也暴露出显著的局限性。     

从儒家"和"哲学看晚清的"和戎"外交策略

"和"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哲学范畴,其主要内涵为"和为贵"、"中和"和以礼节制与补充"和".儒家的"和"哲学对晚清外交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晚清外交的"和戎"策略就是基于儒家"和"哲学的影响和当时晚清政府面对的形势,最终形成了爱国与误国并存的外交事实.从晚清"和戎"外交策略的制定来看,儒家"和"哲学是其产生的主观条件,但从该策略的实践来看,却又是对儒家"和"哲学真实含义的偏离.     

《春秋左传注》注文商榷五则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注文尚有可商榷之处。其中《左传》隐公五年的“未及国”,非杨注的“城郭内”．而是“郊以内”;庄公四年的“荆尸”,非“正月”,而是“军阵之法”;庄二十八年的“小戎子”,非“狐姬之妹”,而是“别一戎而子其姓”;“楚言而出”,非楚军“复操楚语而出”,而是郑“出兵而效楚言”;僖公五年的“天策”之“策星”,非‘’傅说星”,而是“王良五星,前一星为策,是天策”。     

南北洋大臣参与晚清外交的主要特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南北洋大臣常常是作为总理衙门的外交总代表,分担大部分外交事务,其参与外交的指导思想、外交策略、外交准则、运作方式等构成南北洋大臣参与外交的主要特征。而这些特征,都是围绕着＂和戎外交＂的指导思想和＂以夷制夷＂的主要策略展开的。     

李鸿章“和戎”外交与甲午之败

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决定和影响着此后中日两国的发展趋势和走向。清政府战败后,帝国主义纷至沓来,大大加深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而日本则以此为契机加快发展,逐渐步入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清政府甲午战败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李鸿章奉行妥协退让的和戎外交方针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川西嘉戎藏族刺绣、纺织品的表现形式及造型特

川西嘉戎藏族民间艺术丰富多姿 ,在藏族艺术百花园中独具特色。嘉戎藏族刺绣、纺织品是有别于藏族其他地区的一种最典型、最独特的民间工艺形式 ,是藏族服饰地域风格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嘉戎藏族刺绣、纺织艺术风格在孕育、演绎、发展过程中 ,与各种文化交流、融合 ,因此表现出与其他地区藏族不同的特点 ,藏族地域性文化特征显著。嘉戎藏族刺绣、纺织品独特的表现语言及造型特征 ,直接体现了该民族的审美风格和民族特性 ,是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     

北宋镇戎军知军系年

镇戎军是北宋西北军事重镇,它北临西夏,南倚六盘山,是防御西夏的第一道屏障,因此宋王朝对其地守臣的选择便十分谨慎.作者就北宋镇戎知军加以勾稽,列为年表,为宋、夏历史研究提供较翔实的资料.     

洋务派外须和戎浅析--利国与误国共存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内部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对外和戎,以一定程度的妥协、退让争取时间、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实现自强的目标.这在当时是无可奈何下的一个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