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说唱艺术的体裁特点与传承发展

说唱又叫曲艺,是用来讲唱历史、传说、故事及文学作品的艺术体裁,是音乐、文学和表演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其音乐以叙述功能为主,兼有抒情功能,说唱音乐有与语言音调密切结合的特征。蒙古族的说唱艺术有陶力（古代英雄史诗）、好来宝与乌力格尔（蒙古说书）等,它们的历史源远流长,至今仍流传在蒙古族聚居区和蒙汉杂居地区,深受广大蒙、汉族群众的喜爱。     

元代回回史学家察罕

察罕为元代著名回回政治家、史学家。祖籍西域板勒纥城。1221年成吉思汗西征时，其父伯德那举族归降，徒居解州。察罕一生博学强记，通诸国文字。仁宗即位，辞中书参知政事，进平章。他为官清廉，晚年居德安白云山别墅，因以白云为号，又踢姓白氏。曾译《贞观政要》、《帝范》为蒙文。又译蒙文《脱必赤颜》为汉文《圣式开天纪》，著有《历代帝王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二)

本章译文详实地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在藏族各地建寺、修法、传教等活动,特别是记载了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在门域拓仓(dom-tshang)修行之时的施主门域王札彤之后裔摩那、臧米、噶杂惹、嘉噶德等部落以及门域王顿珠前来拜见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敬献有无数礼品.门域王顿珠将其一子赐予法王,请求法王在门域建寺.从记载看,元明时期门域地区有东门域和西门域之分,而且都由门域王统治,当时由历任噶玛巴活佛担任历代门域王之上师.这些史料对于解决我国与印度的“麦克马洪线”边界纠纷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充分说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领土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此外,本章译文尚记载了此时佛法颓废,修行者甚少,大多数人只图有佛教之名而非实际修行,甚至有一些贤哲也建有虚假修行地等情况.尤其从本章资料也可以看出,此时的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和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扎益西共同开始向以格鲁派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政权进行斗争,直至后来禁止哲蚌、色拉二寺的僧人参加一年一度的拉萨大祈愿法会,改由桑浦寺僧人或噶玛派僧人来主持拉萨大祈愿法会.这样,一方面打击了以格鲁派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之声望;另一方面也打击了以格鲁派为首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之经济利益.     

重构的多民族社会互动交融的民间叙事文本——内蒙古东部地区“胡仁·乌力格尔”的社会学分析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胡仁·乌力格尔”等民间叙事性艺术形式与文本的形成和传播过程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以中原等汉地历史小说和民间故事为文本的“胡仁·乌力格尔”在独特的时空中获得延伸和扩展,经过东部蒙古地区“胡尔奇”的精彩演绎和重构,在广大蒙古族聚居区民众中产生了巨大文化、艺术与社会影响。“胡仁·乌力格尔”这一民间叙事文本的重构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多民族历史以来互动交融的文化与社会关系,成为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的重要成就和依据。进一步挖掘、整理和重构“胡仁·乌力格尔”等民间叙事文本无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蒙汉等多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途径。     

《西天佛子源流录》所见“乌斯王逆旨”事件考

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传记《西天佛子源流录》载永乐九年(1411)班丹扎释在乌斯藏修习、参学时,不知何故,“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阐化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由此引发了“乌斯王”的恐慌。“乌斯王”情急之下向正在楚布寺禅修的班丹扎释求救,班丹扎释携“乌斯王”侄等一行前往明廷向明成祖陈情,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文章发掘学界新近公布的《大乘法王传》及《大乘法王致明成祖书信》中的重要信息,结合《贤者喜宴》《明实录》等传世藏汉文史料,考查“乌斯王逆旨”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乌斯王逆旨”指的是金字使者奉旨在乌斯藏迎请萨迦座主昆泽思巴(大乘法王)时,“乌斯王”意欲阻挠昆泽思巴前往明廷而制造障碍一事;《西天佛子源流录》对班丹扎释化解危机的功劳有所夸大,事实上是大宝法王发挥了主导作用,而班丹扎释作为陪送大宝法王返藏的侍从在此事件中承担了沟通和联络的任务。“乌斯王逆旨”事件的整个过程发生在明廷落实对乌斯藏“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政策的大背景下,班丹扎释奉大宝法王之意携阐化王侄前往明廷陈情以及随后再次奉命入藏安抚阐化王,皆与明廷派往乌斯藏执行多项任务的主使团随行,他是明廷治藏政策形成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