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西部山区农民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影响因素

从现在到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从农民自身角度研究搬迁意愿,对加快实施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依据西方微观人口迁移理论：地方效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效价[CD*2]期望理论,整合构建了中国国情下由政府引导的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最优尺度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①心理因素、政策和预期因素、环境因素对搬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②控制变量中家庭人口数、非农劳动力比例、家庭成员求学婚姻等控制变量与搬迁意愿显著相关;③没有搬迁的主要的顾虑是搬迁后找不到工作、城镇生活成本高、搬迁成本高、搬迁后的适应等问题。研究建议政府部门在搬迁补助、就业安置、搬迁后适应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增强搬迁的信心。     

精准扶贫与老年贫困消减

精准扶贫是针对以往粗放型扶贫方式提出的扶贫方略。 提高扶贫效率,实现社会公平是精准扶贫的核心要件。 老年贫困人口是贫困群体的主体,要低成本、高效率地消减老年贫困问题,要更多地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即更多地依靠制度性力量,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 只有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相契合的“ 普惠+特惠冶 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老年人口精准扶贫的政策初衷,从而提升社会的效率与公平。     

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N村产业扶贫现状的考察

通过对江西省D县N村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探讨农村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瓶颈及优化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受内外部条件制约,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扶贫基地承担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功能。然而产业扶贫基地却存在以下发展困境: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扶贫对象受益有限;产业扶贫基地政策依赖明显;产业扶贫项目缺乏贫困户等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尚未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扶贫产业价值链较短,产业效益有待提高;贫困农户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我国当前扶贫工作新特点与对策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决定性进展,但还面临贫困对象脱贫难度加大、非收入贫困现象依然严重、致贫与返贫现象依然存在等问题。要完成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扶贫工作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需要精准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已步入攻坚克难阶段,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需要加以关注。应容许农民以4种生存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以打工就业作为脱贫帮扶的重点措施,应提升农业生产合作化水平、推出多种不同农业生产包、在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立当地特优农产品销售专区、打响农村区域保姆与护工品牌、稳定贫困户农产品生产收益等。     

基于梁模型的管路振动主动控制器设计

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利用调研获取的农户数据,分析了农户当前对于低碳属性农业技术的采用现状,并采用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了农业项目和农户两个层面因素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后续采用意愿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对于低碳农业技术采用后的效果评价较好,技术需求度和后续采用意愿均处于较高的水平上,并且不同类型农户对当前低碳农业技术的采用程度、偏好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农业生产项目和农户经营主体两个层面的因素均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后续采用意愿产生重要影响,且对于不同类型农户后续采用意愿的作用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农业项目的地理特征、经济效益、资金技术要素投入强度和农户的行为意向产生的影响作用较强;农户技术采用强度受到农户个体特征和行为意向的显著影响,且作用效果在不同类型农户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机制、困境及对策——基于豫北Z村的精准扶贫实践

扶贫开发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系统工程,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包,最终的实践执行者就在以县为主导的基层体系内。能否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基层各扶贫主体的互动样态。研究发现,基层扶贫主体可概括为乡镇驻村工作组、县直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四大类,各扶贫主体的扶贫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又涵盖自下而上的村庄"倒逼机制";其互动机制表现为合作中的"策略主义"及压力考核下的"避责"逻辑,这与精准扶贫实践形成一种"互构"。另一方面,在分析精准扶贫实践的困境基础上,文章认为应突出第一书记在基层扶贫实践中的"桥梁"功效,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营造扶贫帮扶的"造血"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扶贫。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思考——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深度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条件差,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脆弱,内生发展动力弱,贫困人口占比高,脱贫难度大等问题。按照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既定目标,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其贫困落后的现状是由其自身的历史条件、区位环境、自然资源以及民族文化等综合因素交织形成的,在如何实现凉山精准扶贫的问题上,需要充分考虑其扶贫攻坚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并在精准扶贫的具体工作实践中聚焦问题,分析原因,寻找解决途径,为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提供建议对策。     

日本农险扶贫的政策机制与成功经验

日本农险扶贫政策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对日本农民收入增加、农业产业进步、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以"农业共济社组合—农业共济社组合联合会—全国农业保险协会"为主的组织结构、以丰富种类、科学费率与灾损统计著称的内容体系以及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使得日本农险扶贫效应显著。我国的农险扶贫制度设计应充分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着眼于对组织结构、内容体系、政府职能等方面进行改进,最终发挥出农险扶贫制度的经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