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精准扶贫对策研究

我国的贫困治理政策正在发生深刻转变,落实精准扶贫将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精准识别、满足多元需求、发展内生动力的扶贫任务十分艰巨。基于对精准扶贫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了经济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对策:借助公益组织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构建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机制,创新扶贫治理机制,实现多元化贫困治理,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创新精准扶贫管理模式等。     

民间组织参与我国贫困治理的角色及行动策略

民间组织是参与贫困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中,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扮演了扶贫资源有益补充、践行微观贫困治理理念/技术、专业扶贫服务供给等多种角色。民间组织的贫困治理行动是民间组织汲取各类资源并将其传递到扶贫对象的过程。在大扶贫格局中,民间组织扶贫资源汲取已由传统的社会领域延伸至政府部门和市场领域,形成了慈善捐助、政府购买扶贫服务、市场化运作（社会企业）等多种扶贫资源汲取策略。相应的,主要形成了项目机制、市场机制两种扶贫资源传递策略。项目机制的运用表明了民间组织在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扶贫资源传递的整合,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市场机制（社会企业）是民间组织扶贫行动的策略创新,对民间组织独立实施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八个一批”精准计划 百色按下脱贫攻坚“快进键”

全面实施“八个一批”精准脱贫计划、打造扶贫开发综合示范区……在上个月刚结束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两会”上,“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该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十三五”期间,百色市将按下脱贫攻坚“快进键”进行精准扶贫,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是百色市“十三五”重点工作任务之一。按照这一任务要求,全市前三年每年脱贫17万人,第四年脱贫17.2     

连片特困区财政扶贫资金配置效率测评与机制优化 ——以江西省罗霄山片区18个县（市、区）为分析样本

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背景要求新时期扶贫工作应重视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发展质量的提高。鉴于当前扶贫资金额度不断提高而减贫效率递减等扶贫挑战,本文选择江西省罗霄山片区18个县（市、区）为分析样本,系统剖析其财政扶贫资金规模与结构特征,运用DEA Tobit模型科学测算扶贫资金配置效率,明确影响扶贫资金减贫效应发挥的整村推进投资、产业扶贫投资、管理与奖励投资等关键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扶贫资金配置机制优化的政策建议：更新扶贫理念,实现包容性扶贫治理;消除路径依赖,开展分区分类扶贫;健全评价体系,关注大数据精准扶贫趋势。以期进一步提高扶贫资金配置效率,服务于连片特困区扶贫对象的减贫脱贫与我国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如期实现。     

洛阳市汝阳县扶贫移民安置满意度评价——基于AHP-模糊综合评判法

结合洛阳市汝阳县扶贫移民搬迁后的生活质量、扶持政策、居住环境、社会环境的调查数据,构建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汝阳县扶贫移民搬迁后生活的满意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有61.2%的移民对扶贫搬迁工作感到满意,但仍有38.8%的移民满意度较低,应增加搬迁补助、健全产业扶持、保障移民权益进而提高扶贫移民搬迁后的整体满意度。     

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观念现状研究——以辽宁省部分高校为例

以辽宁省少数民族大学生为例,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观念现状进行质性研究。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就业障碍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目前的就业观念均有影响。高校要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以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和到家乡就业创业,找准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精准就业帮扶关键点,官方媒体要加强舆论导向。只有高校、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和家庭多边协调,才能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从解决观念问题着手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特别是贫困生的就业问题。     

表面摩擦驱动收卷的玻纤布卷驱动力特征

与传统股权相比,扶贫股在出资、股权类型、权利内容、收益分配、退出机制、风险防范等方面形成了许多创新做法,但存在制度回应弱、效益吸引力不够、相关利益协调不足、长效的收益分享机制缺失、平台治理参与局限等深层次问题。据此,应立足中国实践,在集体股的框架内,明确扶贫股的法律属性,以集体股制度创新为路径,从制度层面规范扶贫股。     

喷动床最小喷动速度的计算颗粒流体力学数值模拟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采用OLS和Tobit方法分析了合作社经营绩效对其精准扶贫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精准扶贫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在对模型进行改进和选择代理变量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合作社经营绩效与获取政府补贴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同样存在“U”型关系,后者正是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动机所在。鉴于此,政府应加强对精准扶贫参与主体的核查,同时须支持合作社发展,以壮大其帮扶带动能力。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