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无情人有情——两岸同胞共赴时艰、抗击疫情

疫情无情人有情!近期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两岸人民的心,许多台商、台企用实际行动支援疫情防控工作,充分体现了两岸同胞共赴时艰、抗击疫情的坚定决心,彰显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     

宋元海陆双重帝国架构何以樯倾楫摧——明朝之百姓“片板不得下海”国策探析

宋元两朝初步形成了海陆双重帝国架构,但伴随着明朝实施百姓“片板不得下海”(海禁)国策,这番景象随之冰消瓦解。该国策之产生,缘于“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故“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雍正帝语)。“防民”是提防可能取而代之者,朱氏通过戮尽功臣并借此废除丞相制以集权后,其防范重点便转移到士人与百姓身上,尤其是格外防范海商、渔民与游民。“防边”有二：北元与倭寇。因元顺帝及子孙不但拥有标志着王朝正统性的传国玺,还始终没有放弃大元国号,拥有强大武力,逼得明朝修筑万里长城来防范。至于倭寇,明朝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却对“长于陆战,短于水战”的倭寇,非但不主动出海犁庭扫穴,反而沿着海岸线修筑防海卫所,借此隔绝民众的海上事业与外贸。“防民”是明朝实施海禁的底层逻辑,可能取朱家而代之的明朝官民、北元王朝均是其“心腹之患”。与之相比,倭寇则属“癣疥之疾”,因为乌合之众的倭寇对明皇权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恰恰是这一点,倭寇便成为明廷可资利用的道具。因为只要倭寇存在,朝廷就有了对百姓海禁、让皇室与官府借此垄断海上贸易的理由,这也是各类真假“倭寇”能与强大的明朝共存200多年的内在原因。     

政府问责制建设的探索

政府问责制是实现责任型政府的重要方式.我国的政府问责制首先出现于2003年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并逐步地被一些地方政府尝试实施.但在实践的过程中,政府问责制却存在着问责对象设定狭窄、问责体制不健全、政务信息公开不规范等问题;可以通过明确政府职能边界,合理界定政府的责任;扩大包括人大、新闻媒体等异体问责的范围,建立全面的问责体系等措施,促进责任型政府的实现.     

从东亚学视域看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

历史上涉及东亚的倭寇事件,既是倭寇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行径,也构成东亚古代海洋史、战争史、经贸史的重要环节,进入20世纪后更是成为东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延伸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倭寇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鉴于倭寇事件的东亚区域性质,打破国别研究的局限,站在东亚学（东亚区域研究）乃至东方学研究的立场上对日本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加以剖析,并与中国的倭寇研究及倭寇题材的文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东亚区域意识与日本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构成了日本倭寇史研究与倭寇文学的一对矛盾体,反映出当代日本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     

2003:“非典”中的危机公关

正虽然当时政府的一些抗击非典的措施是及时有效的,但由于危机正处于平台期,公众有恐惧心理,这对社会稳定和抗击非典的开展不利,因此危机中的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003年初,广东一带爆发了"非典",并很快成为了新闻重点和国人谈话的中心。2月28日,协会与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首届危机管理国际论坛。论坛中有两个发言让与会者深受启发。一个是中美史克制药公司的总经理杨伟强先生,作为企业     

论明王朝海禁之害

明王朝建立后不久,为巩固其专制统治,厉行海禁,并定为基本国策。海禁从其本意来说,主要是针对中国人民(首先是东南滨海居民)的,“以海道可通外邦,故禁其往来”。与此同时,也极力限制乃至阻止海外客商进入中国贸易,亦海禁之义。这一政策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     

明代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

明初,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东亚国际秩序基本建立。14世纪后期至16世纪,三国间交往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地区和平稳定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趋势。自16世纪始,倭寇渐次对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猖狂侵扰,及万历二十年,日本发动的、针对中国的领土扩张的侵朝战争,使东亚国际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回顾这段历史,给人以深刻启示:中国是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核心力量;儒家文化是维护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思想基础;国际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相关性。这些对现实处理地区间国家关系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更多还原     

张伯礼:把“胆”留在武汉

有这样一位中医药知名院士,他年过七旬,老帅出征;深入病房,参与诊治;积劳成疾,在武汉抗疫一线做了急性胆囊炎手术。他,就是张伯礼,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不要告诉家人,我自己签字吧!”张伯礼接受胆囊手术那天,照例要征求家属意见,但他执意要瞒着老伴,不想让她担心。“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张伯礼抗击非典时的誓言,至今未改。     

西方人道主义思潮批判的伦理逻辑与实践智慧——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视角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沉寂已久的人道主义思潮再次复萌并且持续升温,并逐渐演化为西方国家转嫁疫情风险、推卸防控责任、向中国进行普世价值渗透、消解中国抗疫效能的意识形态工具。能否遵循人道主义伦理逻辑,坚守人道主义底线,肩负人道主义责任,通过人道主义实践凝聚全球抗疫力量,就成为中国抗击疫情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担当,有力回应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挑战,重新定义与诠释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内涵,并赋予人道主义以更具国际公信力的时代意义,同时也为后疫情时代世界政党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治理风险,锚定全球化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可实现路径。     

正确认识畜牧业发展的新形势

经过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的畜产品出口封关、开关的考验，经过2003年抗击“非典”、2004—2006年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历练，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畜牧业经营者、城乡居民，进一步认识到，畜牧业发展必须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必须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搞好动物疫病防治，搞好标准化饲养，这是提高畜产品质量的关键措施。以此为标志，我省的畜牧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