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     

“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的反思与改进--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要素的二维分析

培训团队建设是实施“国培计划”的基础工程,是保证“国培计划”实施质量的关键所在。“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是引领“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实践的重要依据。以2010-2019年“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要素的二维分析框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经历了“建章立制”(2010-2012年)、“稳步发展”(2013-2014年)、“精准推进”(2015-2019年)三个阶段,呈现出政策工具差异化、团队成员多元化、运行机制精准化等特征,同时也暴露出政策工具运用失衡、团队建设目标不清晰、相关政策难以有效落地等问题。因此,“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要注重优化政策工具结构、明确团队建设目标、坚持因地因时制宜,进一步提升政策的长效性、持续性和精准性。     

房价上涨对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人口数量和结构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住房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刚需。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缓解人口危机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探究房价上涨对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利用31个省级行政区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和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价格平均上涨1%将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0.13%~0.22%;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在东部省份以挤出效应为主、在中西部省份是以财富效应为主。当前,通过遏制住房投资投机性需求、给予“刚需”人群购房贷款优惠、适量增加东部省份土地供给等手段,可以助力解决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     

智慧法院建设中的实践难题与破解路径——基于B市智慧司法实践的考察

实证考察发现,B市的智慧法院建设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上级规划与下级创新之间、强力推广与有限应用之间、产品使用与系统开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与司法科层的组织目标差异、智慧法院建设的内生动力不足,以及业务专业性与技术专业性之间的摩擦密切相关。面对这些实践难题,未来的智慧法院建设要以“司法为民”为导向,构建便民化的智慧司法体系;正视司法的特殊性,提升智能司法产品的实用水平;完善智慧法院建设的人才和技术支撑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工作考察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抗日的民族政策和联合各民族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国主张。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西北蒙回民族为主要对象,党将民族政策的研究、实践和探索贯穿于边区党组织建设、法制建设、机构机制建设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实现党的民族工作在边区的制度化,辐射和吸引边区内外更多少数民族参与到抗战建国中。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工作实践,是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相结合,在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战的同时,在陕甘宁边区这个地理空间进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尝试的一个初步阶段。     

资金时间价值的几何定性分析方法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以时间变量为横轴,资金变量为纵轴,按照投资收益率的内涵定义一个资金时间价值分析模型。该模式用最直观的几何表达方式沟通资金流量、投资收益率、净现值等经济变量间的内在转换关系。运用此种数量转换关系分析和验证若干资金时间价值的定性理论,可使定性理论更具科学性。只有成功地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使经济理论的研究向定量化的方向发展取得新的突破。     

区域政策与加速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区域政策与加速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李航星关键词：区域政策中国西部经济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的现有区域政策还不适应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纵向发展层次上,政策的制定主要集中在国家宏观的、具有战略性和指导性方面的区域政策,缺少地区级的、内容具体和针对性强的中观层...     

地区差距的成因分析与未来政策取向的择定

我国地区差距的形成是由历史的和现实的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东部地区自近代以来,在经济发展方面就优于中西部地区,但建国后我国曾先后实施过均衡布局战略和以加强内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大三线”建设。这种建设战略重心的设定本来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缩小其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但由于国家政策力度的原因和十年“文革”的干扰,中西部地区未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一机会,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再度调整却又使东部地区加速了发展,进而加大了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这对于我国生产力的均衡布局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不利的。鉴于这种现实,本文提出：应从“活化市场拉力”、“调整政策取向”、“强化区域间的比较优势”等方面着眼来调适东、中、酉部之间的区际关系,以便将我国推向协调发展的良性轨道。     

中国股市“政策市”特征的形成机理方析

政府的双重职能、股市所处的成长阶段、时代及体制背景是“政策市”形成的客观原因。但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狭义“政策市”的根本成因则在于干预股市的政府显性收益高于社会收益、显性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从而使政府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实施干预的结果是社会边际纯收益远小于零。为消除狭义“政策市”,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干预观念,准确评估收益与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及1997—2010年经济发展预测(三)——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思路

预测“九五”至2010年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特征,总结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差别的基本规律,提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