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建设及其改革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十年来,我国已建立了较完备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和执法辅助体系,行政执法程序和标准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行政执法力度加强,行政执法的部门协作、跨地区协作和海关执法取得成效。从效果看,行政执法能力不断增强,但过于分散;权利得到有效保护,但处罚力度仍有欠缺;专项行动取得成效,但运动式执法存在弊端。未来应集中授权/登记机构,分离和加强行政执法机构,加强外贸知识产权监管机构和海关保护;进一步完善执法程序,统一执法标准,增强处罚力度,减少运动性执法;完善多元化救济途径的分工和配合,将行政部门的审批职能、行政执法职能、调解职能和一般行政管理职能相分离,同时扩大仲裁收案范围。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搜查措施之理论反思

我国有证搜查还处于内部控制、自我约束和事后监督的阶段。被搜查者的合法权利不得不严重依赖于侦查人员搜查的文明程度。而无证搜查立法的拘谨与侦查实践的现实需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我国搜查措施所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搜查措施对侦查机关的规范和约束力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对被搜查者权利的保障仍有所不足。我国不仅需要完善有证搜查制度,而且更需要建立和规范以同意搜查为核心的无证搜查制度,以追随刑事诉讼现代化之步伐,实现法治中国之梦想。     

论《一点慈悲》对美国例外论神话的质疑

托妮·莫里森的近作《一点慈悲》回顾了美利坚民族起源,再现了美利坚民族萌芽阶段发生在蛮荒的北美大陆的宗教、文化冲突与种族、阶级隔阂。小说通过讲述来自不同种族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物经历的生存困境、精神困顿与挣扎,对基于二元分离原则的例外论神话在美国文化中的潜在逻辑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指出了这一原则的荒谬与危害。《一点慈悲》对美国例外论神话的质疑和解构对于来自不同种族与文化群体的人们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和谐共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拉马丹和沃尔泽关于政治与宗教的对话

2008年和2009年伊斯坦布尔论坛的中心议题,是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两年中,三位杰出的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塔里克·拉马丹和迈克尔·沃尔泽在伊斯坦布尔论坛上分别参与了这个话题的讨论。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梳理并试图使他们彼此的观点在此产生批判性的交锋,对于当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背景下不同宗教信仰的种族相互尊重、平等相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蒋廷黻对创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贡献

蒋廷黻作为战后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的领导者,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创建工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参加了《联总协定》的签字仪式、出席联总成立大会、积极递交议案、参加座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发表广播演讲等重要活动,并通过不同方式,阐述了有关的主张,包括联总的使命、战后中国的需要、动员美国多出力等方面。蒋廷黻为联总的顺利诞生及促使它对中国进行大力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     

告别

人类已经花上了几千年，也始终无法找到永远不分离的方法。这是理所当然的。眼前就在上演着各种分离。叶离开树，花不再美，鸟向南飞，你我各奔东西。大自然旱就教给了我们，分离是无法避免的。可有些道理是能理解，但终究难以接受。     

国民政府时期浙江政府的灾荒救济——以1929年浙江灾荒救济为个案的考察

1929年浙江的灾情与浙江政府的救灾工作均颇具代表性。1929年浙江灾情严重,为此浙江政府建立了相应救灾组织和规范、开展了防灾活动并采取了一系列灾后救济措施。浙江政府的救灾工作开始从传统迈向近代,但是救灾成效仍然有限,这主要由浙江政府本身的积弊所造成。     

民国都市住房救济与地方社会——以1928—1937年汕头市平民新村的建设与管理为中心

受近代西方市政理念影响,民国各大都市相继建设了一批平民住宅。但中央政府除一纸训令外无分文资金投入,在政治中心城市,政府投入平民住宅的资金具有偶发性,使住房救济缺乏持续性。汕头的案例说明在沿海商业城市,平民住宅建设是一项整合了政府、商人阶层和贫民群体三方共同利益的社会工程,虽然官商合作建设平民住宅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与商人阶层利益的分化使这种模式也不能长久持续,因此政府必须真正承担住房救济的历史责任,那些所谓调动社会各阶层建设平民住宅积极性的计划和方案,并不能真正建立起实施住房救济的长效机制。     

论中国看守所改革

看守所管理由公安、武警、检察各司其职,因此具有一定的制约监督。管理未决犯的核心职能,难免使看守所成为侦查破案的"第二战场"。看守所的改革要实现侦羁分离,应做到其中立是相对的,能保障诉讼顺利。侦讯、检讯、律师会见嫌疑人,看守所都应给予保障,也要予以监督。看守所内的制约监督,要细化提讯管理、监管到位、实现看管监督、加强驻所检察、保障诉讼权利、进行社会监督等。无论是保留三方制约的格局,还是由司法部管辖,看守所的侦羁分离改革,都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渐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