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非的文学批评

格非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专职教授,也是当代文坛中的实力派作家。作家、学者、教师三种身份的结合,使得他的文学批评在理论建构、话语方式和文体风格上都具有难以复制的独特性。由于既要投身于艺术创作又要从事学术研究,他更能体察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各自范式及其规律,从而达到一种可贵的平衡。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百年历史经验

格里塔·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特别是其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论述，分析了人类与世间万物休戚相关的共生共存关系及人类文化的层级性，强调生态、性别、阶级、种族及叙事策略等各种因素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与人类面临的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困境问题密不可分，且第一世界的过度消费对少数族裔女性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加德从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的论述、生态理论应与文艺评论联姻、少数族裔女性生存状态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并关注女性生理特征所蕴含的族裔政治和性别文化，力图建立一个不同族裔、不同性别的人类与所有物种间和谐共生的公正世界，丰富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濯足”书写的唐宋转型

“濯足”书写具有丰赡的文化内涵。先秦至晚唐，“濯足”经由儒、道语境的阐释而进入文学领域，历经虚实相与的语义发展后，凝定了典雅高致的精神主题。两宋之际，“濯足”书写生成了趋向市民审美的新特征，建构了以对适身体验的智性追逐来化解生活动荡的美学策略，从而完成语义书写的宋代转型。“濯足归隐”在唐宋诗叙中的变迁，产生了“主体强调”与“时序紧迫”两种新征状，所折射的是两代士人在心态、身份认同、审美倾向等方面的差异表达。     

主体精神丧失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平庸化的根源

多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远远落后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文学批评没有发挥对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引领、批评和促进作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之间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局面,导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平庸化,走入了困境。大量的文学批评流于平庸的根源乃在于批评者主体精神的丧失,而导致批评者主体精神丧失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外部的不利的环境氛围,其表现为文学批评的政治功利化、人情化、商业化。因此,只有批评家高扬主体精神,坚守人文立场,维护批评尊严,才能使其批评独立不倚,充满鲜活的生命力。     

'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特征与趋势

中西学术界有关“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作为一种自觉的批评,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旨在通过研究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思想,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前期研究确立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当前的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表现出下述主要特征：　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出发,对西方现代主义中的东方元素作文化研究;揭示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对东方元素的解读表现出显著的超越意识。     

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多萝西·格林

多萝西·格林是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格林在70年代感受到文学面临深刻危机,指出危机的根源是科学至上与理论化:她认为,科学主义(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窒息了鲜活的文学,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理论崇尚颠覆,因此把文学批评带入绝境。格林认为文学的真正出路在于关注文学本身,就澳大利亚而言,澳文学的出路在于回归西方的人文主义批评传统,重视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维度。格林的许多批评观点在文学理论退热后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生生不息的中国文论传统——复旦大学召开第三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年12月27—30日,复旦大学第三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海内外130余位著名学者济济一堂,探索中国文论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复旦大学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重镇,先后于2000年、2005年召开过两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海内外学者交流和对话建立高层次的学术平台,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此次会议收到学术论文130余篇。     

“茅奖”与当代文学批评标准

作为当代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立场,一种文学观,是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直接体现,也是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基本价值定位.茅奖应关注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探索性,肩负起提高大众文学审美水平之责.茅奖是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总体高度的认识和设想,既面对已有的创作成果,也面对未来即将诞生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则应坚守审美现代性和历史现代性的有机融合,引导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在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和生命哲学层面,重构一种稳定的精神秩序和坚实的叙事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