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20世纪河南文学》序

中国汉文化传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其一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基础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二是以周灭殷之后建立的分封制国家为基础的周文化传统。前者是以上下等级森严的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权力文化,后者是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主体的人文文化。周之后,殷商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灭亡,只将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为中国汉文化统一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说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儒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先秦从孔子、孟子到稷下学派的东夷儒学、山东儒学,其二是从董仲舒到韩愈再到二程（程颢、程颐）的中原儒学,其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儒学。东夷儒学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学,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愿望改善社会政治关系的儒学;中原儒学实际是以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儒学,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原儒学实际是被斩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种换头术,是以周文化为头颅的殷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种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权力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南方儒学的主要特征,这为现代新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认为,当前河南人的问题实际是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趋于解体的表现,这给河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     

追求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和谐发展——新世纪网络文学现状简论

网络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诞生以来,在促进文学回归、文学大众化和文学反馈机制形成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网络文学也存在着诸如审美与非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等诸多矛盾。我们期待网络文学正视矛盾,解决问题,与传统文学建立互学互补、共存共荣的和谐关系,在新世纪和谐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翻译: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与解读

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文化活动,而且是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意识形态以不同的语言形式隐藏在语篇之中,以各种隐蔽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者写作、译者翻译以及读者解读文本。本文拟以批评语言学为主要方法论,强调翻译中语言分析和社会分析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主张翻译研究应以语篇为单位,特别注意考察作者、译者、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三元关系及其在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和解读过程中的作用,以便弄清翻译的本质并有效地解释那些"不忠"的现象。     

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构建——读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特里·伊格尔顿,英国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批评生涯,著述颇丰。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从空间视角重新认识和研究古代文学，充分发掘和利用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城市文学资源。有助于建构起时空并置、更加完整和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此外，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可以为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     

“人看花，花看人”——试论文学写作中主客体的审美关系

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主客体是双向逆反建构的关系，在主体走向客体的同时，客体也走向主体。主体走向客体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的过程，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去阐释：文学写作首先要求作者有很强的审美感受能力；文学写作活动关注的是客体的审美属性；审美属性使文学写作中的客体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色彩。     

邓小平“猫论”对科技翻译的启示

邓小平“猫论”揭示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它的提出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科技翻译作为一种对特殊文体的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猫论”对科技翻译有着重要启示。     

黎族文学试论

本文对黎族文学从多层面加以论述。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辐射方式的个案分析

辐射研究给影响和接受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一视角关注外来现象 ,特别是外来现象的演化和生成。这样的研究在比较文学中构成了新的点、线关系和这些关系之间的各种连线。朝鲜文学、文论对中国文学、文论的接受就是后者对前者辐射影响的结果。尽管西方辐射研究在影响与接受理论中已形成辐射研究框架 ,但是东方的辐射研究在内容、方式、发展势态等方面与西方的不尽相同。     

关于元散曲文学教学定位的尝试和思考

本文针对当前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将元散曲置于元杂剧章节后,又无视散曲、杂剧的音乐特征及其知识的做法,有意在教学中将元散曲移置元杂剧前,使其前后相承,并对其音乐属性——宫调曲牌、声韵等有关知识作了简明比较介绍,从而更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了散曲性质,又使杂剧提前介入曲学知识,收到省时简明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