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东亚古典文明的理论尝试——“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

汉籍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存佚与研究价值,而且还要关注中国与东亚各国的以汉籍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以及关注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域外汉文文献和本土文献;不仅要对汉籍具体的个案问题进行研究,更要对汉籍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和方法论进行深入思考。"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是以历史上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的本土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对汉籍域外传播的规模、渠道,域外学人对汉文原典的解读、引用和汉文创作,进行分类研究、定量研究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以阐明东亚各国的汉文文献和其本土文献与中国典籍之间的渊源,揭示其中蕴藏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异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是汉籍研究走向历史研究和文明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它是建构汉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把握东亚广大区域内存在的深层文化联系,重构东亚古典文明的一种新尝试。     

论法藏对《大乘起信论》的判释

法藏的判教思想可以分为三期:早期、中期、晚期。法藏早期采用五教十宗之判,中期则五教判教与四宗判教并用,晚期隐五说四,单说四宗判教。法藏一贯以理、事关系作为判教的依据,到中、后期判教文献中,逐渐转变为以佛性论为主要标准。在五教判教体系中,《大乘起信论》由所说绝言、依言二种真如先是被判为始、终、顿三教,后来则以佛性论为根据被判为终、顿二教。在四宗判教体系中,法藏主要依据佛性论判《大乘起信论》为"唯一无三"之"一乘究竟"。诸种教法之地位在四宗判教体系中比在五教判教体系中都有所提高,这体现了法藏欲以华严一乘圆教统摄诸教的努力。法藏把五教判教与四宗判教并列看待,以其圆融思想统摄各种判教,成为一无碍的体系。     

梅文鼎及其目录学成就述评

梅文鼎是清朝著名的历算学家,被誉为清朝历算第一人,他一生著述上百余种,对历算科学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先后三次受到康熙皇帝接见。梅文鼎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对历史文献学中专科目录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用历史视角和系统论思想看当前学术失范现象

从文献史视角和系统论思想认识当前的学术失范现象,试图把握问题本质和发展走向;认为当前学界学术失范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在本质上具有历史的内在统一性;要遏制学术失范,必须加快整个社会法治化进程,加强政府信用体系建设,改革现行学术评价体系,改革政府对教学科研机构的管理方式,加大对学术失范的惩处力度,使学术研究回归本位.     

西夏文《新集慈孝传》释读

本文对曹道乐于西夏桓宗天庆年间（１１９４ —１２０６） 所编《新集慈孝传》一书进行全文汉译     

由《毘陵集校注》看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培养

1982年至1985年,我师从先师黄永年教授攻读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学位,先师所指导的研究课题是整理点校唐代古文运动先驱者之一独孤及的《毘陵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仁θ衔？独孤及经历唐代由盛转衰时期,     

碑刻文献整理研究回顾与前瞻

碑刻作为出土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我国碑刻文献异常丰富,记录内容十分广泛,文献真实可靠,产生时间、地点可考,能为多学科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我国碑刻文献整理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材料散碎、原始,全面搜集、整理不够;研究缺乏系统性、科学性;碑刻文献学理论和碑刻文献学史的研究欠缺等问题。因此,应该在碑刻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碑刻文献学学科建设、碑刻文献专项、专题研究等方面不断着力,以将碑刻文献整理研究引向深入。     

文献学功底、解释学技巧和人文学关怀——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般问题意识”

在新的世纪中，中国哲学史学科依然承担着发掘和弘扬中国哲学史传统的历史使命。为了使这一使命能够在年轻一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身上更女子地落实，有必要特别推广并强化包括文献学功底、解释学技巧、人文学关怀在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般问题意识”。     

黑水城文献的考证与还原

黑水城文书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出土文献发现。对于这批珍贵文献,史金波从文物、文献和史料以及学术等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同时,指出了在录文、定名和断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情况作了探讨。白滨从文献出土地辨析与文献甄别、文献缀合以及文献残卷的拟题与断代等三个问题入手,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个例对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解析。孙继民对文献的朝代构成和学科定名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黑水城文献的朝代构成中可确定的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围绕黑水城文献而兴起的专门学问用"黑城学"或"黑水城文献学"定名更为恰当;此外,他还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杨倩描认为,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     

民国语言学史研究

承古代语言学研究之文风,民国语言学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研究史上具有无异的学术权威与历史痕迹;启学术后藻,民国语言学研究引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并体现了民国语言学发展的三大学术特点及矛盾:(1)强语音研究与学术实用倾向的矛盾。清末之前,语言学研究主要为"解经"服务,自清末开始,注重实用成为趋势,而语音研究与实用学术并无直接关联,民国语言学研究却仍有很强的语音研究倾向。(2)主流学术机构语法学研究缺乏与民间语法研究火热的矛盾。民国时期,语法学受官方学术冷落,而作为"民间学术",语法研究却堪称近代学术的一大亮点。(3)"语言"系统与"文献"渊源的矛盾。民国时期,语言学与文献学的界线存有诸多模糊之处,"考证类"文献的归属也是一件"麻烦事"。事实上,文献问题本无碍,因为中国语言学原本就包含有文献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