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与历史:近代以来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分合

在中国古典学术的门类体系中,文献学与历史学一直处于混沌不分的状态."五四"以后,以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承袭乾嘉汉学之余绪,专心于古籍文献的考辨整理,成就一种文籍考订之学.这种文献学范式蔚为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文献学并未完全吞噬和覆盖历史学.20世纪以来梁启超等尝试以进化论和文明史观重构中国历史,关注焦点在历史客体、历史进程本身,这就塑造了一种新历史、新史学.然而,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胶合不分,产生了严重的流弊.直至1980年代,二者才真正实现分流自治.在新的格局之下,古籍整理空前活跃,自立门户的文献学一度鼎盛;历史学则由社会史占主导,回归以人为中心、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正途.文献学与历史学开始缔结起一种分途发展、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良性互动关系.     

刘乃和先生的历史文献学研究

刘乃和先生是我国当代历史文献学界最为知名的学者之一。在其五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先生在学科理论的创建、历史文献的个案及专学研究、史学领域中的开拓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突出的学术成就至今为学界称道。     

乾隆间湖南禁毁书考

清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湖南先贤著述收入全书者共40种,收入存目者共103种.乾隆此举之用意在于"寓禁于征",由于乾隆的严厉督促,各级官府的宁枉勿纵,造成大量先人及时人著述被销毁.     

《说文解字约注》的历史文献学视野

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是从历史文献学角度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进行注释和研究的。本文首先阐明张舜徽倡立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特点与意义,然后据《说文解字约注》注许实例说明其中的历史文献学内容。     

魏晋南北朝文献及其文献学的思想和方法

通过梳理魏晋南北朝的文献整体概况,分析此时文献构成特点,以后世“文献学”的视角来研究此时的文献整理和考辨活动,总结讨论此时文献学的思想、方法、特点及其在中国文献学史上的地位。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总目次

·中医文化· 佛教医学思想简论…………………………………………………………………顾加栋,周祥龙（1）：（1） 殷仲春《医藏书目》的目录文献学价值初探………………………………………………张晓丽（1）：（5）     

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

近年来,历史人类学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史学研究方法,然而在实践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对此,一直倡导该研究方法的几位代表性学者指出:其一,在区域社会研究中应避免通史区域化和区域史地方化倾向,认识到区域是一种历史建构,是研究者用经验来加以解构的研究对象。其二,对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使用须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方面应该认识到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从典章制度入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其他分析框架的重要性。其三,历史学应该展示历史的全貌和内在脉络,恢复历史的现场感。但是当代历史学无法离开社会科学,因此历史学研究应注意引入那些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这样才有利于学科内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其四,民间文献的规模固然庞大,但是不应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有建设性的做法是找到恰当的方法。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需要科学的方法,不应破坏其原来的系统,还应注意克服其局限性,解决其中史料的层累问题。     

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

古典文献学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前贤在从事文献整理研究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方法.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只是限于汉文文献,而对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字文献很少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文献的整理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民族文字文献特有的内容和形式对古典文献学形成挑战,要求发展、完善既有的范式.民族文献从形态学、目录学、注释学等方面丰富了古典文献学的内容.     

排律诗体文献研究领域的“地图”和“指南针”——沈文凡教授《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篇）》读后

排律研究的成果与排律创作主体人数和作品数量极不相称,可以说,排律研究基本上处于荒漠化状态。《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卷）》之出,极大地填补了排律研究的空白,并为后来者导夫先路。是书构架庞大严谨、资料宏富翔实,文风朴质健朗,颇有＂所向无空阔＂之气度。而其移步换形,为唐代文学研究开疆拓土的学术启示则更具深刻的学理价值。本文仅就阅读此书的感受来论证沈文凡教授《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卷）》筚路樵轮,泽被学人的重要意义。     

古籍数字化与传统文献学

伴随着古籍数字化大潮,传统文献学尽管仍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但其与相关子学科均面临着深刻的冲击与挑战。古籍数字化更新了传统文献学的概念和内涵,对学科建设、专业教师和人才培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使传统目录学趋于式微,消弱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和传统索引、引得编纂的价值,提出了建立数字目录学的要求;使电子校勘被充分运用、改变了传统的校勘程序;使版本的概念和内涵发生变化,版本鉴定手段趋于现代化,并促使数字版本学诞生。在这种状况下,文献学的发展既要保留优良传统,又要顺应古籍数字化发展的趋势而进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