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捕总录》版本考辨

元代《经世大典》“政典”之下有“招捕”，为《招捕总录》全文，清代阮元《宛委别藏》所收之本始有此名，《经世大典》亡佚后“招捕”赖《元文类》得以保存。《招捕总录》流传至今仍以古本存世，版本众多，其单刊本当是从《经世大典》或《元文类》抄录而来。     

文类视角下东北现代文学现代性演进

东北近现代文学以其独特的地域特点为基础,在20世纪初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文类建设承载并具体体现了这一转型和相应的文学成就,在一些功能相对稳定的类型或范式上出现了集中的变化.这些范式质素的变化,在一个向量上体现着东北社会、文化面向现代性的转变;在另一向量上,指向东北文学内部:这些质素的消长转化,聚集了东北文学的现代之变,这些改变联结成东北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据此可以考察东北文学新的生态和成果.     

由“子之末”到“史之余”——论中国传统文言小说文类观的生成过程

从《汉志》“子之末”到《新唐志》“史之余”的小说文类观，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线索清晰的旧词新用过程。随着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史部的发展分流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成熟，一部分史学价值低下的野史杂传类作品在正统史学价值原则观照下逐渐为史部所不容，从而为“小说”一词的旧词新用提供了契机，并直接形成了“史之余”小说观的具体指称对象。     

刍议比较视野里中国古典戏剧的现代性

中国古典戏剧是现代戏剧发展至关重要的吸收和借鉴之源,这一学理前提保证了探讨中国古典戏剧现代性的可能。涌动在中国古典戏剧中主体“人”的觉醒及其在创作对象、创作者和审美接受者三维的体现,构成了我们在今天探索现代戏剧命题时不可回避的重要历史坐标。中西比较视野中的戏剧现代性又基于各自文艺传统的差异而又有侧重点的变换。作品、作者、接受者三者循环系统的现代性是戏剧现代性的真正内涵。     

雪莱《钦契》的文类及文类政治研究

《钦契》是雪莱的一部取材于意大利真实历史事件的诗体悲剧,它在雪莱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国内很少有人关注它的价值,而国外这些年的研究多从戏剧艺术与人物、互文性、社会历史、宗教、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角度进行。本文另辟蹊径,采取文类研究方法,从文类政治角度对《钦契》进行研究,力图证明它是一部哥特式文学作品,进而说明作者充分利用这种文类的潜在的功能表达政治主题,实现对传统哥特文学的超越。     

"武打小说"三派得失平议

"武打小说"有质朴写法、虚幻写法、虚实结合三派写法.质朴写法与书场说书有紧密联系;虚幻写法主要是文人自由创作的产物,过分虚幻本质上违反中国武侠文学的文类规定性.虚实结合的写法在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适应了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其中虚实关系、虚实尺度的把握至今仍是难点.     

新文艺理论体系论(七)

文艺史的研究一定要打通中西古今,建构文学体裁与戏剧类型学。只有打通中西古今,才能抓住各种文学体裁与戏剧类型的本质特征。凡文艺总是从表现的角度来反映外物的,广义的诗学之本体论在于此。文体不仅有孕育产生的过程,而且其特征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因而某一种文体在其发展中也会产生出新类型来,亦即其类型也会转换。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作为基本类型划分的体裁四分法,既非来自中国古代,亦非来自西方,它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特殊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四体划分的文体概念形成的关键在于"现代散文"概念的明确。现代散文起源于杂感,杂感在向杂文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絮语散文,形成了小品文。小品文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形成高潮,使得散文得以与新诗、戏剧和小说并列,这样就产生出了四体划分的文体框架。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其最根本的矛盾乃是实用性与文学性的矛盾。报告文学是散文中时代感最强的写人记事、作者并可以直接议论的一种文体,它可以由狭义散文向广义散文作一定程度的延伸——包括向着小说的靠拢、对各种社会科学知识的涵容以及政论哲思的抒写,却不能作过度的延伸:这就是报告文学的本体论。相互对立的"大散文"概念与"文体净化"说,都是错误的。     

台湾当代散文叙述方式的演变

理论界和散文家本身对于散文观念定义与认知的困惑,使散文现象历来显得比较复杂。叙述观念与叙述方式是散文创作和变革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叙述观点的选择,不仅是技巧层面的问题,它也是作家创作观念、审美能力以及艺术风格的外化体现。诉说———独白———叙述视角转换是台湾当代散文叙述方式演变的三个历程,它显示了台湾散文家对新的散文观念和新的书写模式的不断追求。然而,散文真正面临的危机仍然是来自文类的规范问题。     

奇迹与讽刺--解读《圣经》中的“海之歌”

本文采用文类对比的方法对<圣经>"海之歌"进行解读和分析."海之歌"是一首颂歌,颂扬了上帝创造的"红海"奇迹.与颂扬交织在一起的还有深刻的讽刺.颂扬和讽刺在<圣经>诸多文类中互有关联,有效地歌颂了上帝的圣举和讽刺了背弃圣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