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对新农村建设的启迪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科学地回答了农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农民的局限性以及对待农民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政策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认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理论,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积极维护和实现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全面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个体认知、群体共识与互联网众筹投资绩效——基于计算实验方法的研究

区别于现有大量从项目发起人“筹资”视角的研究,本文另辟蹊径将互联网众筹视为一种“用钱投票”的群体投资决策工具。基于众筹投资的“草根性”“民主性”和“多重性”等特征,本文将其群体决策过程抽象为“独立决策”“信念聚合”和“共识涌现”三个重要阶段。进一步,引入计算实验方法对上述静态特征和动态过程进行建模,并对实验运行数据进行多维度微观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个体认知异质性和群体共识形成机制是决定众筹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1)成员差异性有利于“中和”个体认知偏差,对于个体能力因素具有“替代效应”;当众筹投资人数量较多时,成员差异性甚至比能力更重要。(2)众筹融资阈值的“筛选效应”有利于投资人群体实现“优中选优”的效果,且融资阈值(即共识门槛)越高筛选效果越好;因此从投资人视角,采用AON机制总是优于KIA机制。(3)众筹投资难度对成员差异性的“替代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当前产业实践中,AON机制流行于各大众筹平台而KIA机制则日渐式微,本文试图给出一个全新理论解释,并以期丰富和发展互联网环境下的群体决策理论。     

制度逻辑视角下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组织正当性平衡战略——以万华集团跨国并购为例

本文从制度逻辑视角探讨新兴市场企业基于组织正当性平衡管理的混合逻辑战略及其过程实现机制。通过2009—2018年万华集团的跨国并购案例研究,发现新兴市场企业在东道国面临制度逻辑的国别冲突和治理竞争双向挑战,组织正当性管理焦点呈现外部到内部的动态变化;结构型混合和组合型混合战略在跨国并购不同阶段的动态切换和组合运用,有助于企业内部多重逻辑从区间隔离转向组合协作,组织正当性实现外强内弱到内外同步增强的平衡状态。相关研究为新兴市场企业如何运用混合逻辑战略实现组织正当性动态平衡提供了理论补充,同时也为中国跨国企业正当性战略选择提供实践指导。     

论数字时代知识产权法中的利益平衡

进入数字时代,数据要素已成为驱动社会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动能,科学共同体从传统模式转向数字化模式,知识增长结构从数学理性转向信息理性,这些知识创新的数字化流变,不可避免地给知识产权法带来颠覆性影响。私权属性及排他性基础受到质疑和冲击,公共领域保留也面临诸多现实难题,迫切需要对私权与公共利益的“中心—边缘”模型做出适度调整,寻求动态化场景化的利益平衡。重点在于坚守以人为中心的权利观,秉持“容忍+控制”的利益分配原则,构建动态多元的信息披露机制。     

警惕“负责任利益攸关者”三重陷阱

自从佐利克2005年9月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利益攸关者”以来，“利益攸关者”一时成为国人热炒的概念。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媒体、评论家往往偏好使用“利益攸关者”，而忽视了前面的“负责任”三个字：与此相对照，美欧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则一再敦促中国要“承担国际责任”。     

论政府与大学在公共支出中的博弈

在公共教育支出中，政府与大学各自的成本和收益影响着政府对大学的投资。政府投资于大学，需要大学为国家培养人力资本，从而支出经费的同时控制大学的人才培养。博弈分析发现，政府少投入和少控制是大学和政府的优势策略。但现实状况下政府投资于大学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从而使大学与政府的利益格局有不同表现。     

天然气价格改革方案不能单方制定

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发改委价格司组织的天然气价格改革调研将于2009年出成果,2009年年底前实施改革."正在讨论的方案有几种,如根据不同气源制定不同的价格,或考虑不同的气源成本制定新的价格",上述人士表示,采用哪种方案现在还不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该方案的实施将改变现在天然气价格脱离其价值、天然气供需严重失衡的现状.(12月2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如何破解官民互不信任难题

<正>就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来看,最突出和最集中的难题是官民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当前基层官民之间因为拆迁补偿利益纠葛、环境邻避运动、医患关系恶化、城管违规执法等产生的矛盾不断激化,且这些矛盾日益呈现出规模大、易触发、难控制、危害大的特点,不断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从表面来看,这些矛盾既与政府和私人利益的边界界定不清有关,也与官员与民众沟通     

和谐司法中的本土资源借力与转化——以中国传统司法话语“情理”的现代再植为核心

"情理"是中国司法中的特有本土资源,"情调理处"是中国特色司法知识,传统上,地方士绅是缓冲国家与民间紧张关系的重要环节,是"情理"演绎中的必要角色。在我国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社会各阶层境况迥异,法官释法能力尚显粗疏、机械的现实情况下,将其演化为现代司法"善良与公平的艺术",使"情理"重新回归司法,是实现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有机契合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