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昌汪氏的族属及其与徽州汪氏的通谱

巩昌汪氏是蒙元时期的世代军功巨族,其与徽州汉族大姓汪氏通谱,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一件实例。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家谱及碑刻资料,考证了巩昌汪氏的族属系汪古,言其为汉人,系对文献误读、误释和改窜所致。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是在元代后期至明永乐间,但所述系谱颇多纰漏,殊不可信。     

论哀牢

学术界对“哀牢”的研究十分关注,关于其名称来源、涉及范围、族属问题、发展历程、民族关系以及九隆神话等方面尚有较大争论,均需将其成果系统整理和论述,才能有利于该研究领域的深入拓展。     

“滇越”不是傣掸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

在多年从事东南史研究的基础上，收集中外文献资料，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滇越”的族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否定了史学界通常采用的观点，得出“滇越”并不是傣掸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滇越”与傣掸民族历史没有关系的结论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中华民族文学史观族属空间正义的建构特征

空间视阈下中华民族文学史观中的族属正义,是现代空间正义理论的重要论域之一。因中华民族文学史观族属空间及其正义问题的文化认同属性,所以形成了建构上的多点布阵性、社会生产性和结构层级性。厘清中华民族文学史观族属空间正义的建构性认知特征,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有益于民族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深化,有助于推进民族文学史学的建设。     

晚期巴文化李家坝类型初论

运用三峡库区地下文物抢救工作中发掘出来的最新考古资料进行研究,提出在晚期巴文化中还存在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即"李家坝类型".这种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的三峡地区,年代主要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至西汉早期.该类型是在继承早期巴文化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文化因素,并在东边楚文化的影响下所形成.因此,其主要特征是由早期巴文化因素、新的晚期巴文化因素、楚文化因素等这三组文化因素所共同构成.     

简论赵文化概念的内涵和族属

关于赵文化概念,学术界目前尚没有科学而规范的、为多数学人所认可的界定。本文从文化学和历史学理论的视角,对赵文化概念的内涵、时空涵盖以及族属等问题,作了简要的分析和界定。     

《百苗图》原本编排体例探析

《百苗图》原本为八十二个条目, 因原本已佚,后世传抄诸版本或条目不全, 或编排无序, 从而为研究和利用这一珍贵历史文献造成极大困难。鉴于此,笔者以《黔记》和《苗蛮图册》为依据,对《百苗图》原本编排体例作一初步探析, 发现《百苗图》原本八十二个条目的编排有其一定的规则, 即按民族社会文化系缘关系和称谓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 以此揭示八十二个“族称”之间的族属关系。     

论楚王族的族属

文章从楚王族的居地、族称、语言、信仰习俗文化、楚王族之芈姓与熊和(今西)的内涵及其三者的关系等方面对楚王族的族属进行了论证。作者指出,楚王族既不是华夏、西羌,亦不是东夷,而是苗族先民、江汉土著荆蛮的首领。     

高欢家世族属真伪考辨

当代学者对史籍所载高欢家世族属颇多质疑,并提出三种可能性:本鲜卑是楼氏改姓高氏者;本塞上鲜卑或汉人久居塞上而鲜卑化者;本高丽高氏入居中原者。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在高欢显贵之后伪冒河北大族勃海高氏则无疑义。否定、怀疑史籍所载高欢家世族属的看法并无确凿的证据,其推测经不起推敲。根据《晋书》有关记载可以断定,高欢先世确为勃海高氏,而非高丽高氏。唐初史家以"非颍川元从,异丰沛故人"比喻高欢与勃海高氏出身的高乾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认为高欢必与高乾非同族出身,也就不能证明高欢不出于勃海高氏。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提供的信息否定了高欢先世由鲜卑是楼氏所改的推断,进一步印证了《魏书》对高欢先世事迹的记载。《魏书》及《北史》(《北齐书》)关于高欢家世族属的记载是可信的,高欢为西晋末年北徙幽州-平州的勃海高隐六世孙,为四、五世纪之交归附北魏的后燕官吏高湖曾孙,为献文帝时期罪徙怀朔镇的高谧之孙。而高欢母系血统中几乎全为鲜卑基因,加上北镇胡族社会环境的影响,到高欢崛起之时,就民族性而论,高氏已然成为一鲜卑家族,陈寅恪提出的"北齐最高统治者皇室高氏为汉人而鲜卑化者"是最为通达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