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蜑名变迁与蜑民族属

"蜑"是中国古代汉族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谓,它最初称"诞",不同历史时期,有"蜒"、"蛋"、"疍"等同音同义异体字。历史上名为"蜑"的族群有两支——长江流域蜑民和南方沿海地区蜑民,前者是今天土家、瑶、苗等族先民,后者则是古越族后裔,两者没有血缘关系。"蜑"除专指上述两个区域的族群外,还用来泛指其他非汉人族群,与"蛮"的泛称同义。"蛮蜑"称呼甚为复杂,须依据他们所处区域及其族群特征,并通过语境来判断其所指代的族属。     

录子俞甗与商末周初的历史

河南省内乡县出土录子俞甗的年代应为商末,器主录子俞应即见于商末周初金文的“王子听”“录子听”及见于清华简的“录子耿”,亦即商末周初的著名历史人物“纣子武庚禄父”,而非故址在今安徽六安的子爵录国首领。“录”是地名兼作族名,“子”系指族长而非爵称,“俞”“听”为其私名,“禄父”系其字,“父己”系录子俞的父辈。传世录伯■簋的“录”与出土太保簋及录子俞甗的“录”应非同一国族,而系位于今安徽六安之古六国,系南淮夷之属,对二者应明确予以区别;录伯■簋的“录伯”与太保簋及录子俞甗的“录子”均无涉,应予以澄清;录伯■应非录子听的后人,不可张冠李戴。     

西南夷考释

《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从文化属性、民族系统和经济类型等方面把西南夷分为四大类别,其中包括七个区域,每一个区域内都有"以什数"的众多"君长",分别以一个"君长"代表一个族群,以区域中最大的君长代表区域。本文按照《史记.西南夷列传》所叙顺序,综考西南夷七大区域十几个主要"君长"的族属及其分布地域等基本情况。     

“庸人”族属问题研究述评

庸人族属问题由来已久,因文史记录匮乏,历史遗存缺失,古今学人均无法确认庸人族属,反而催生了关于庸人族属的各家言论,有容成说、祝融说、濮人说、巴人说、荆蛮说等。     

乌江流域土司述略

乌江流域曾有多家族属不同的土司,传承极为悠久,朝廷任授、归顺内附和战功授职是其主要来源.乌江流域众多的土司在发展生产充实国家府库、平定叛乱维护统一和兴办文教开化民众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通过对一个农区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蒙汉通婚状况的田野考察,归纳整理了村落中蒙汉两个民族从历史到当下的从族内婚姻到族际通婚的演变历程,分析当下该社区的语言转用,族际通婚过程中的“硬找蒙汉兼通的介绍人”等现象,探讨蒙汉通婚家庭中子女的族属选择的问题与原因。总体上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对蒙汉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们做出的文化选择予以诠释。     

也论常遇春的信仰与族属问题——与问永宁先生商榷

问永宁先生的论文《论常遇春的信仰与族属问题》没有拿出新的资料,其推测性的结论完全建立在一知半解的猜测之中,逻辑混乱、概念错误、缺乏回族常识是这篇文章不能令人信服的主要原因,较对原文中所有的论据一一反驳,并通过常遇春后裔、家谱等论据证明常遇春为回回人无疑。     

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现状及入史策略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少数民族文学存在逐渐弱化的现象.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内部原因来说,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没有确定,划分少数民族文学的标准没有统一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入史逐渐弱化的最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者,尤其是少数民族身份的研究者,为了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将具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的作家的所有文学作品都算作少数民族文学,从而导致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泛化.概念的泛化会导致编写文学史的学者难以遴选真正的少数民族作品,因此常常就采用弱化或者不入史的办法对待少数民族文学.要想扭转少数民族文学入史逐渐弱化的现状,我们应取的策略首先是明确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少数民族文学内涵应界定为:作家的族属身份、作家的民族意识、作品的民族特质.在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时,按照这三点去划分少数民族文学,就能将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学写入文学史,从而可以避免将没有民族意识的作品以及汉族作家写作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等不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品写入文学史,造成混乱.坚持经典标准,遴选少数民族文学精品入史,遴选优秀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作品入史,这也是扭转少数民族文学入史逐渐弱化现状的主要策略.     

灰色地带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以四川平武白马藏族为例

民族旅游的大力开发同时也引发了对开发过程中文化保护的讨论。本文以四川,甘肃交界地区的白马藏族为例,论述族源划分不清以及地跨不同的行政区域的少数民族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一些解决的方法。     

唐前期东突厥复兴反映的族属意识与认同问题——从民族学的角度着眼

从民族学的角度探讨唐高宗时期东突厥复兴背后隐藏的民族意识和胡人汉化与民族认同问题,是唐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中观察问题的一个新角度和新方法.东突厥复国的政治诉求和军事抗争的背后,是其民族意识的重新觉醒和激化的表现.尽管唐朝采取的措施比较宽松和得当,但其固有的国家政权蕴涵的民族自我意识,在外界和内部条件的刺激下,很容易引发、萌生甚至激化出来.这种强烈意识的保存,与他们居处的长城沿线有密切关系,这里民族众多,关系复杂,民族意识在与他族的差别中彰显而突出,突厥人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又为其意识的强化提供了社会保障.相反,散居的胡人则亦受主流(汉)文化的影响而丧失旧有的文化,民族意识转迁的过程比较简单.